【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多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约971倍，年均增长11%。

在这样骄人的成绩面前，回顾过去，很多人都会用“从小到大，从无到有”来形容我国工业的历史性转变。这短短八个字背后却凝聚着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努力。

解放初期的中国工业到底有多“先天不足”？有多少要填补的空白？我们不妨从新中国工业百年奋斗史的开篇看起。

“有没有发现铀矿？”

从1950年下半年到1953年间，美国在朝鲜战争上的表现从一开始的“无人能敌”到“陷入胶着”，让美国的政客们气急败坏，两任总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先后公开表示将会为遏止中国而使用核武器。面对这屡次的核威胁，毛泽东主席在好几次工业会议上都会问同一个问题：

“你们找矿，有没有发现铀矿？”

“有，但是不能确定我们有多少。” 时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中回答道。1943年8月，他曾经和地质学家南延宗等人在广西富钟县黄羌坪检查过一个铀矿点，发现那里的铀矿物是沿着一条钨锡伟晶花岗岩脉中的断层面生长的。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发现铀矿石。但是这个矿究竟能开采出多少天然铀矿石，其产量能够足够支撑提炼原子弹原料？李四光心中并没有底。

不过，正是基于这一发现，1954年10月，地质部中南309队在广西省富钟县花山乡采集到了中国第一块铀矿石。不久后，这块铀矿石被带回北京，被带到了中南海，被带到了国家领导人面前。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秘密而特殊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国家领导人，他们围绕着这块铀矿石，听取了李四光以及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等人的汇报。会后，毛主席总结道：“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派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这是开创中国核工业的一次绝密会议，是党中央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全国性的铀矿勘察自此拉开了序幕。同李四光之前猜想的一样，中国的铀矿位于三条东西构造带之上，在那里有一批储量丰富且品质很高的铀矿床被陆续发现。仅在1957-1958年极短的时间内，地质技术人员就提交了蒲魁堂、达拉地、坑口、金银寨、王家冲等第一批可供开采的铀矿床名单。这些铀矿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提供了最直接的原料，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奠定了基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是中国核工业科学技术人员的胜利，也是核地质工作者的胜利。这颗见证了中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的铀矿石，现今被保存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北京地质研究院，被誉为共和国核事业的“开业之石”。

“要是能再多一点就好了”

“有多少矿石？”

“一亿零三百万吨。”

“就是这么多，不能再多一点？“

“以前的勘探报告是这么写的。”

“要是能再多一点就好了。”

这是毛主席在1958年9月15日视察大冶铁矿时与时任矿长陈明江的对话。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大冶铁矿有17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开采可以追溯到三国吴武黄五年（公元226年）。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兴办汉阳铁厂，引进西方先进的设备、技术和人才；大冶铁矿也因地理之便，成为中国首家科学勘察和机械化开采的大型露天煤矿，随着年产量的大幅度上升，大冶铁矿也成为我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的原料基地。

可惜的是，“汉冶萍公司”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后，却因为资金问题而陷入了借贷危机。其所产的铁矿石为“偿债”而源源不断地流入“债权方”日本。从光绪二十五年（1900）到1945年，日方通过借贷合同、战时征用等手段共计掠走铁矿石1500万吨，占其1893年以来总产量的71.6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恢复鞍钢生产的同时，在华中地区新建我国第二个钢铁中心。钢铁生产首先要解决原材料的问题，大冶铁矿又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从1950年初，中央重工业部及钢铁局多次派人考察大冶铁矿。1952年，地质部的429勘探队以大冶铁矿为中心，兼顾其周边的零散铁矿进行全面勘探。1954年3月，该勘探队完成勘察任务，提交勘探报告：探明大冶铁矿铁矿石储量约为1.03亿吨。陈明江正是依据此次勘探结果来回答主席的问题。

“要是再多一点就好了”，众人把主席的嘱托放到了心上。一群来自冶金地质勘探队的年轻人，身背十几斤的地质勘探设备，在大冶铁矿自西向东的6个矿体附近开展了长达半年的地质勘察工作。他们虽然发现了几个铁矿的露头，但是深部铁矿资源量有多少，需要通过钻探来证实。

1958年10月，随着钻头一尺一尺钻入位于尖林山的首个钻孔，大冶铁矿的补充勘探正式开始实施。在之后的几年中，冶金地质勘探队先后发现了几个较大的矿体，探明大冶铁矿的铁矿石储量超过1.6亿吨。尽管经过了1700余年的开采，大冶铁矿依然是一座大型露天铁矿，可作为华中钢铁中心的主要原料基地。

像大冶铁矿这样“到底有多少？”的问题在建国初期曾长期困扰着我国工业生产的决策者们，类似的疑问不仅在钢铁工业，在煤炭、石油等能源工业的建设中也层出不穷。这归根结底在于当时的中国都没有一部全国性的矿产勘测资料汇编。各级研究人员只能通过一些来华的外国地质、地理学家的探险报告、日记和发表的论文，例如著名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对山西地区煤矿储量的预测，以及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下设的矿产部地质课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对东北地区煤矿的调查和研究，或者是解放前国民党当局组织的零星几次局部官方地质考察的报告，来粗略地估算新中国的“家底”，这些并不精确的数值，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使得各种各级工业生产计划无法顺利开展。

为了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煤炭工业合理布局，我国从1955年底开始着手进行全国性的煤田预测研究，以已知煤田勘探资料为基础，结合区域地质资料，从点到面，从已知到未知，以浅部推测深部，在我国的中、西部及南方，以“以矿找矿”的方式估算了煤炭资源量。在东部的隐伏地区，采用物理推断和钻探验证相结合，并与已知矿区类比的方法，于1959年完成了我国首次煤炭资源预测，其主要成果是1：200万与1：300万全国煤田预测挂图各1幅，以及1本分省的《中国煤田预测图》图集。其中预估我国煤炭资源量为93779亿吨，远远超过了前一年地质部估算的15000亿吨。

查清我国钢铁、煤炭，以及原油等能源的“家底账”，首先保证了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原料供应；又使得中央得以合理规划区域工业布局，让西北、西南的工业和东部较发达地区协调发展；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它更是维护我国的能源安全，保证战略储备的关键手段，对我国今后工业的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