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在产业链上一步步向上攀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出现了越来越显著的“空心化”。

美国曾经是以工业立国的，在20世纪前半期，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乘电气工业革命浪潮和世界忙于两次大战之机，美国工业实力称雄世界，经济登顶全球霸主。但20世纪下半期特别是80年代以后，伴随全球化浪潮兴起，美国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产业资本出于追求超额利润的目的，为了寻求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和更大市场，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地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业链。除了保留高科技和通用、波音飞机、军工等高端制造业外，美国一般制造业基本所剩无几，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到今天仅占11%，形成了美国经济“空心化”。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日益虚拟化和金融化，发展主要依赖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虚拟经济的高速膨胀，金融的过度创新与泛滥，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结束了美国长达20多年的长增长周期。而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当美国政府认识到“去工业化”的后果而提出“再工业化”之时，发现的是美国制造业产业基础已经大幅退化的现实。

美国经济的“空心化”以及经济结构的问题导致了美国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衡，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精英和跨国资本集团手中。美国经济发展并没有使普通美国人受惠，甚至让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研究表明，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最顶尖的1%人口所获得的收入占到国家总收入的21%，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收入差距的不平衡，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剧。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指出，“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收入排名在后半段的就业群体的实际收入在过去30年里出现下降的国家。美国这一现象导致“绝望”情绪在白人劳工群体中四处蔓延。”

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造成美国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分裂。贫穷弱势人群长期居于劣势，看不到上升的希望。贫富阶层的分化，催生认知与情感的隔离，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把他们命运的不公归因于全球化的冲击。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声浪抬头，正是美国这些内在矛盾的反映。

翟东升在他的《货币、权力与人》中尝试总结了中美之间这种强烈反差的深层原因：

这背后是如何理解财富的问题，即究竟是将财富看作对物的占有，还是人的能力的提升？如果是前者，那么美元特权的确为美国社会带来巨量的财富，因为印制一张纸片，甚至电脑系统中敲一个符号，就可以直接获得他国的资源和制成品，从交易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很合算的。但是假如是后者，即把财富看作人的能力及其结果，那么美元特权带来的美国人的能力结构的改变是巨大的，美国的可贸易部门被美元所挤压，或者说印制美元符号成为美国的最大可贸易品。这种“嚣张特权”对人的能力的挤出效应，从长期来看，必然蕴含着巨大的代价。

这也算是“美元的诅咒”吧。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特朗普张口闭口所抱怨的“中国在贸易中占了美国的便宜，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虽然是一种强词夺理，却也颇有一丝后知后觉的味道。

03

巨变前夜，黎明前的黑暗

中美之间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此消彼长，终于在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得到彰显。

一方是束手无策，全面溃败，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世界第一，表现出“能力之死”。一方是把人民的生命放在首位，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通过全民抗疫的阻击战和总体战，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不到的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是中国的20倍，死亡人数是中国的22倍。

一方是在疫情重击之下，二季度经济深度衰退32.9%，经济复苏停滞不前，失业率持续徘徊在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回天乏术，只能靠政府不断出台救助计划艰难续命。一方是在全球率先实现安全的复工复产，并在二季度实现3.2%的正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下滑8.0%，而中国将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安全岛，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风景独好，成为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

疫情应对如同一场大考，中美表现的强烈反差，更引发了美国对中国实力和治理能力的警觉。它集中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制度与中国模式的强大优势、活力与韧性。

中美之间这种力量的消长，引发美国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深层焦虑和危机感，也加剧了其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与打压的紧迫感。美国的精英群体形成一个共识，现在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最后战略时间窗口，一旦错过，美国将再也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时期“重返亚太”战略就已经开始，美国政府还曾极力推动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TPP协定。只是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加速实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在国家安全策略中明确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从贸易、高科技、人文交流、政治、外交、军事及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等各个领域对中国极限施压，不断挑起和升级中美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到冷战边缘。

从短期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打压似乎是出于2020大选的政治需要，是其在选情不利的绝望情绪下的激进策略和行动。而从长期看，美国无论哪个党派赢得大选，为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了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出于大国竞争的政治考量，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对中国崛起的警觉、戒备和遏制的政策不会改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尽管出于党派的利益，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攻击和缠斗，但在对待中国的策略上，他们高度一致。这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决定的，捍卫对世界的领导权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尽管中国并无意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但美国人不相信你是否有意愿，而是看你的实力。

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客为转移国内应对不力的矛盾，持续对中国疯狂甩锅、推责，肆意攻击、抹黑中国。共和党竞选策略备忘录简单而直接，“说到新冠病毒，不要为特朗普辩护，相反，攻击中国”。一些政客煽动“中美脱钩”，特朗普扬言美国可以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提出美国政府可以为美国企业撤离中国部分成本“买单”。对中国加强金融与贸易管控，控制对中国高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出口。出台法案限制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7月以来中美关系加剧恶化。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执政党，号召世界各国组成一个“民主国家联盟”，来改变共产主义中国。蓬佩奥还出访中东欧四国，拉拢这些国家选边站队，游说这些国家放弃使用华为5G基础设施。

在两党政客竞相对中国肆意污蔑和攻击的政治氛围下，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经成为主流。两党政客把美国国内存在的严重失业、工资压力等结构性问题一概归咎于中国，毫无根据地给中国加上知识产权盗窃、网络间谍、强制技术转移等罪名，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了恶劣影响。

美国是西方强权的典型代表。西方强权的每次建立，无一不是依靠武力征服、种族屠杀、殖民掠夺和奴役弱势族群，无一不是伴随残酷战争与血腥杀戮，强权的根基带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与中国文明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不同，他们文明的基因里只信奉丛林法则与强盗逻辑，思维中只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是“西方至上”的傲慢与优越感，他们极少能够对自身问题与责任进行深刻反思。这种文明基因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容许其他大国对他们的霸权进行挑战，“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哪怕这种挑战是完全出于自身的臆想。这导致中美之间的对话，缺乏共同的底层基础和逻辑。

正是由于这种强权和丛林法则的底层意识，决定了美国在中美竞争的关系上，出发点必然是战略和政治考量，经济利益让位于国际政治，因而它可以不计一时经济利益的得失。因此，尽管美国政府清楚地明白与中国脱钩对美国经济带来损失，但为了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仍然不惜做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双输之举。

从美国政党和精英的决心来看，他们推动中美脱钩的行动和努力不会放松，尤其在科技领域。对华为的围堵和封杀，对TikTok的强制收购，正是这种赤裸裸的霸权行径的集中体现。对华为和TikTok的行动，打开了美国对中国领先科技进行绞杀的“潘多拉”盒子，其打击范围还会扩大，手段还会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已经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在美国大选之前，由于孤注一掷而变得非理性的特朗普政府铤而走险，做出更加超乎人们想象的惊人之举，在中美关系上掀起更危险的狂风恶浪，这种风险在上升。对此我们不能再抱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