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与福利国家

一个世纪前的霸权更迭周期驱动的地缘政治冲突，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规模空前的军事冲突，对福利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项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如何影响了福利国家发展的14国比较研究有诸多发现。

第一，战争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因战争的烈度而有所不同，对发动战争的国家影响最为深刻。同时，与发生在海外战场的战争相比，发生在本土战场的战争导致更多的破坏，对福利国家的需求更强。

第二，大国和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在战争准备期更关心福利国家的建设。

第三，战时经济管制和战争动员极大地加强了国家能力，政府权力的集中、财政的强化以及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建立，都提高了政府管理福利国家的能力。

第四，一场全民战争要求集中权力、大众的忠诚以及消除等级制，不仅政企之间、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不得不合作，而且由于兵源和工源都处于短缺状态，工人阶级和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资本或者中产阶级则要为战争埋单。

第五，战败、战争动员和战争引起的国内政治群体势力对比发生的变化，经常成为民主化和选举改革的导火索。公民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必须平等的逻辑，不仅导致税收的强化和税率的累进制，而且把选举权推广到社会的大部分群体。

第六，战争结束后，做出各种牺牲的各国民众要求政府满足各种战后需求，其规模与战争的烈度（动员比率、战争造成的破坏和人员伤亡）直接相关。战后的社会需求在发动战争的国家尤其强烈，因为这些国家在战争后期在本土战场有大量死亡的士兵和平民、大量被破坏的房屋和基础设施，以及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食品短缺、无家可归与大规模失业等问题。欧洲国家在战后初期出现大量社会立法，证明这些国家发展福利国家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深度地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缘政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福利国家的发展，最明显的标志是冷战的压力一直把美国共和党往左翼的方向推。共和党的强硬派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是开罗斯福新政以来各种福利国家举措的倒车，还是向工会做出更多的让步。

如果坚持其信仰，共和党就应该削弱工会的政治势力，结束政府对经济的规制，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重建19世纪版本的自由放任。然而，如果这样做，共和党也必须承担失去选票的风险。仔细观察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就会发现，共和党为了反共，往往对工会做出比民主党更多的让步。冷战把罗斯福新政开始的自由主义政策，从一个临时的政治运动变成持久的政治秩序。

2018-2022年地缘政治事件

战争与福利国家的关系在俄乌危机中也得到凸显。俄乌冲突后俄罗斯面临为扩充兵员而提升参战人员福利待遇的急迫需要。在2026年前，俄罗斯要将军队编制增加至150万人，其中合同制军人的数额将增加至69.5万人。为解决前线兵力短缺和兵员征集面临的难题，俄罗斯政府开始大幅提高参战人员的福利待遇，并开出高额报酬吸引更多的俄罗斯人参军参战。

2023年10月，俄罗斯通过法律，规定参战人员的工资自当月起增长10.5%，支付给阵亡军人遗属和伤员的抚慰金也相应增加。目前，莫斯科市给合同兵的单人一次性奖励已经增加到230万卢布，加上工资、津贴以及家属补助，一名合同兵服役第一年可以拿到520万卢布，是莫斯科人均收入的4倍多。

以上分析显示，一个世纪前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三大历史周期同频共振带来的挑战，普遍建立了以保护社会为目的的福利国家，并实现了以消费驱动需求、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在当今中国，2008年前形成的世界工厂模式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在认知层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为什么世界工厂模式将难以为继？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可以帮中国的制造业摆脱困境？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近十年思考与写作的结晶，以高度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剖析“大变局”的实质，揭示各国在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长周期的两次同频共振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历史同时代性和共同特征。

本书的理论框架进化长达35年之久。作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美贸易战最激烈的阶段，将卡尔•波兰尼所揭示的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这一历史宏观变量纳入其理论框架，并在后来的写作中将其扩展到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分析，概念化为“全球化的钟摆运动”，把它作为与霸权更迭周期并重的，导致国际经济秩序与国内政治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驱动力。

《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高柏著，三联书店

当2008年以来这些历史长周期运动又一次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时，特别是当中美贸易纷争爆发后时，这些经过长期发酵和积累形成的跨学科的理论框架开始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为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了十分独特的视角。这种从历史的纵深与比较的视野分析中国经验与其它国家的历史同时代性，对我们思考中国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和科技革命的挑战、选择何种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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