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当逆全球化冲击本国就业时，各国都倾向于提高关税，把进口商品挡在境外；当地缘政治激化时，各国看待经济问题时都用国家安全取代效率；当科技革命带来各种新兴产业时，各国也都力图通过贸易集团化赢得国际竞争。日趋恶化的外部环境迫使各国不得不从外循环模式转向内循环模式。

逆全球化与贸易立国的困境。一个世纪前，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标志性指标是关税战。如今关税战不仅再现，而且正在不断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秩序。全球化意味着商品的自由流动，不断降低的关税曾经是测量全球化的重要指标。

然而，当市场失败带来的经济危机迫使各国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时，提高关税限制商品的自由流动就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关税因此成为测量逆全球化的重要指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本位制崩溃后，世界贸易已经在下降，在世界产出中的占比由1913年的27%降为1923—1928年的20%。1930年美国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把近90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一举提高到60%。这个法案及其引发的各国反制导致世界贸易量在四年内下降三分之二。

特朗普2018年开启的关税战是本轮逆全球化的重要转折点。发展到如今，不仅欧盟刚刚通过提高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口关税的决议，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如果特朗普2025年1月回到白宫后真的将对华关税提高到60%，并把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提高到10%-20%，不仅有可能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归零，而且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加重逆全球化的趋势。从全球化钟摆运动的周期来看，这是中国经济未来10-20年里必须面对的国际环境。

四轮关税加征时间、附加税率及涉及产品金额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至上原则。全球化逆转通常带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并削弱既存霸权国在其中的地位。当霸权国日益担心自己可能被新兴大国取代，地缘政治的竞争就变得十分激烈。在奔向修昔底德陷阱的路上，国家安全取代贸易带来的效率和福利，成为大国管理经济的新原则。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彻底改变了各国对全球化时期形成的相互之间经济依赖的看法。

在20世纪20-40年代，“生存空间”是许多国家主导对外政策的原则，最近几年其翻版开始以“脱钩”“去风险”“友岸”或者“近岸生产”的新形式出现。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经济现象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经济依赖武器化，既存霸权国经常依靠经济制裁来压制新兴大国。英国在一战期间对德国实行了广泛的禁运；30年代末期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决定偷袭珍珠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俄乌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把俄罗斯踢出SWIFT，并对它实施了数以万计的经济制裁。俄乌危机以来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行为，导致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去美元化，这正在削弱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金融秩序。在这种日趋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各大国之间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对潜在敌对国在经济方面的依赖性，并确保万一爆发军事冲突时本国供应链的安全。

科技革命与贸易集团的出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通常需要大量投资，但是同时国内市场又比较小。只有新兴产业的公司进入更大的国际市场，才能实现规模经济并获得投资回报和利润。当逆全球化开始影响国内就业，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时，国与国之间的技术竞争，特别是在地缘政治中属于不同阵营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会推动各国组成按地缘政治划界的贸易集团。

这种贸易集团的目的是既能扩大本国新兴产业的规模经济，又能用关税防范地缘政治中的对手。1932年，英国率领英联邦国家缔结了《渥太华协议》，随后几年里德国与一系列东欧国家也签订了类似的协议，日本与亚洲的殖民地，包括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及汪伪政权签订了相关的关税协议。这些协议的目的都在于扩大其新兴产业产品的海外市场，扩大规模经济和提高投资回报率和盈利。

在本轮科技革命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企业依托本土超大规模的市场，彼此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胜出的企业不断扩大规模经济，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和无人机等若干产业建立起强大的竞争优势。面对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欧美国家对中国各种新兴产业的出口纷纷祭出高关税，防止中国企业占领它们的本土市场，摧毁其新兴产业；同时，为扩大本国企业的规模经济，它们也在建立各种联盟。

三次科技革命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