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上次采访时，一些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改革刚准备推出，说是等到9月份新学年会正式推行；现在三四个月过去了，这些工作推进得是否稳当？除了您刚刚分享的那些宏观上的、意识上的不足，在具体操作上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改进？

邓飞：高中阶段，传统的通识教育被取消了，改成一个新的学科——“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简称“公民科”。比起旧的通识科，它相对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当代改革开放的情况，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外交等都有分门别类地介绍。不过这些内容暂时仅限于高中，至于初中、小学该怎么改，还没完全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课程纲要，所以接下来这一工作还要再往下推。

其次，严格来说，介绍现在中国政治理念的东西还是偏少一点。一些客观事实介绍得比较多，比如改革开放，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一直说到今天，好的地方是比较全面，不好的地方就是容易变成流水帐，没有提纲挈领，缺少理论的概括，比如没有说清改革开放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什么区别。

而对于理论，在教育上也存在一个难度，即要考虑如何因材施教——教育的内容必须跟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相适应，拿大学生甚至研究生的内容去教中学生，那学生们肯定吃不消，死记硬背也没有意义。在这方面，不论是内地的思政课还是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都不容易做，要慢慢摸索。

观察者网：回归到这次选举，选委会界别是选举制度改革后新出现的一个界别，在立法会90席里占了40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而且只有51个人去竞逐。鉴于它是新出现的界别，能不能结合您自己的经历介绍一下你们要做哪些工作来拉选票？

邓飞：选委会分商界、专业界等五大界别，五大界别下再分出40个小界别，分别代表不同的行业或不同地区。刚开始我们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各自只能找一些界别里最资深的、名气最高的人逐个拜访，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他的联络办法。

但是这种做法效率低下，毕竟没有一个人和所有界别相通。比如你是工商界的，可能这个界别你认识的人比较多，但是在劳工界你认识的人就很少了。而且，从获得立法会选举提名到投票，中间就五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但选委会有1448位选民，就算每位见半小时，能见多少个？

后来这些界别干脆就开始搞候选人见面会，每个界别都搞，而且每个界别不一定只搞一次，这场去不了，过几天还有第二场，你可以再补上。规模效益出来了，效率就很高了，每个界别超过一半的选委都会见到你。

这也带来了另一个困难，频率很高——在这四五个礼拜里，我参加了不同界别逾70场候选人见面会——这其实是很累人的，而且彼此的时间很多时候是重叠的。有一次，在湾仔同时有两场候选人见面会，那就比较要命了；最惨且尴尬的是，你在前一场里抽到最后一名发言，在下一场抽到第一。

到了现场之后，每个界别安排你发言的时间也不尽相同，短的可能只有一分钟，长的顶多只有五分钟，而且你介绍完自己、说完了自己的政纲，不一定都有提问的时间。

此外，你也不能去所有的界别都说同一份稿子，好歹要说一些跟那个界别相关的内容。比如我是教育界的，我去每一个界别，都尽量把教育跟这个界别的关系扣连起来，所以备稿压力很大。有些是比较容易准备的，比如去专业界别、商业界别，可以讲人才培训；有些界别比如建筑界别、纺织界别，教育想和它们扯关系，就很有挑战性了。脑子不停在转，这压力不比地区选举和功能界别选举低。

图片来源：邓飞朋友圈

观察者网：以前不少候选人会出去摆街站拉票，按现在这选举制度来看，你们应该是不需要了？

邓飞：有鼓励大家去摆街站，但是其实意义不大，因为选委会界别的投票人只有1448位，而摆街站是对着普罗大众，没有什么实际效果。我看到有些候选人会去摆，但是他们可能也只摆一两个小时，因为实际上不如用这点时间去拜会更多界别，或给选民多打几个电话，效果更显著。

观察者网：关于选委会，我看现在西方媒体爱揪着一点不放，总说这千余人里只有一人不属于建制派。您怎么看待这点？

邓飞：我实在搞不懂到底哪一个不算建制派。但是我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在参选过程中把反国家、反“一国两制”作为拉票的主打广告词，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选举。正如美国的选举，不可能有人明摆着把“我要分裂美利坚合众国”当成自己的意识形态，继而将它作为竞选主张。所有参选者在认同“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进行政治选举，这才是常态现象。西方国家搞笑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说一套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