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您之前从未参加过立法会议员的选举，为什么这次会想站出来竞选？

邓飞：其实在选举制度完善之前，也就是去年，我就已经报名参加功能组别的选举了，结果选举延后了一年。所以严格说来，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过，整个选举工程已经运作了快两年。

为什么参与？理由很简单，过去关于香港教育的话语权、立法权基本上都被反对派的议员垄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香港的教育被扭曲了。

首要表现就是价值错乱。“国民教育”在2012年就完全被妖魔化了，这四个字变成了一种票房毒药，教育者很长时间里都不敢提这事；如果你说要搞“爱国主义教育”，那就更加不得了。而在2009年之前，推广普通话教育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在2009年之后，普通话教育基本上在香港也成了票房毒药。

此外，关于课程、考评，也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反对派会把他们自己的政治论述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课程和考试里，说白了就是洗年轻人的脑。

香港一些所谓社会运动或学生运动，无论是“反国教”、非法“占中”还是黑暴，都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中学生走在最前头。这是同时期外国一些学生运动没有的情况，无论是英格兰、加拿大还是乌克兰，都是大学生冲在一线，而非中学生。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出了大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派垄断了立法会的议席，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决定课程、考评的建构。

同时，反对派议员在很长时间里把所有的教育问题都扭曲成老师的权益问题。比如教育界之外的人和他们讨论教育，自然是优先关注入学、升学、课程等议题，结果最后往往被他们变成讨论怎么减少老师的工作量、怎么保障老师的饭碗、工会怎么保护老师权利，这些完全是另一码事。

从1991年开始，反对派就占着议席，至今已有30年。我去年决定参选的时候，基本上是抱着一种必输的心态；但是即使必输，也必须去撼动一下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好像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议席。去年我比“教协”更早报名，就是想要在声势上先把他们压住。今年选举制度完善了之后，他们自己就解散了，基本上出局了。

虽然整个情况完全改变，但是他们的群众基础仍在，所以即使我当选了，这也只是开始，未来的工作还是非常艰难的——怎么去改变这种群众基础，怎么把被反对派洗脑洗惯了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扭回来，乃至怎么在教育界上移风易俗，这些都是长远工作。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他们没有参选，也就是说他们难以继续垄断、甚至失去关于未来教育的立法、解释等权限。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拨乱反正”，香港下一代的思想教育大体上是可以让人放心了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邓飞：我觉得这跟时间没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因为不可能用二三十年去重新把它扭过来，这实在太慢了，这意味着我们又要牺牲几代人。重点在于在做教育内容时，尤其是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价值观教育方面，我们要名正言顺、旗帜鲜明——不说什么“国民教育”，就应直白地说要推广“爱国主义教育”。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没有必要把它说得那么暧昧；说句难听点的，不能鬼鬼祟祟。明明我们就是想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明明我们就是想增加学生对当代中国的认同感，没有必要把它变成很隐晦的其他词汇。

第二，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这点也必须明确。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做青年工作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回避讨论政治，我们称之为“去政治化”。我们带领学生认识国家，即使是2012年的“国民教育科”，里面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政治内涵，就是很简单地介绍中国的地理、国旗、国徽、国歌等；青少年回内地交流考察，主要也是去一些观光点，一般都回避讨论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等政治问题。

然而，我们这边回避，不等于反对派也回避；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谈政治以外的话题，就咬着政治不放，拼命地灌输他们的那一套政治论述。对于当代中国，以“教协”为主的反对派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妖魔化、黑暗化，反复说当今中国政治怎么不好；如果是更极端一点的本土派或“港独”，不光反当代中国，也反传统中国，比如说整个中国从古代到今天基本都是野蛮的、落后的、黑暗的。

我们回避政治问题，讨论那些非政治的内容，这没有办法抵挡住反对派在政治论述上对中国的贬低。一般的经济、民生、社会及一些软性的文化，比如李子柒和前段时间的“云南大象往北走”新闻，这些都可以讲，但是讲这些不等于就能够提升香港青年一代在政治上的认同度。

我觉得接下来的爱国教育，我们必须要特别讲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怎么跟西方区别开来、我们怎么走这些道路，等等。

二十年前，中国的经济、民生发展得还不是很好，因此那时很多人缺乏自信，讨论中国道路时，对于是否用“中国崛起”这词，纠结、憋屈，会觉得不好意思，在想是不是太张狂，要不说“民族复兴”得了——但其实翻译成英语，都是“Rise of China”。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民主道路，不论是理论的论述还是实践经验，都比二十年前充实很多。换言之，未来在香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古今并重”，我们已经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