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的副主席，之前采访您时您提到过，你们这个联会和“教协”在香港是两个比较大的教师组织。请问除了立场不一样，在其他方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邓飞：首先，我们教联会成立于1975年，成立时间比“教协”略晚两年。教联会和“教协”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组成教联会的学校是传统的爱国学校——就是最早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被称作“红校”或“左校”——再在这基础上去团结其他学校的人。换言之，我们的核心长期都是由跟内地官方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些学校组成的。

其次，两者法律基础不同，“教协”是工会，而教联会是一般的社会团体。这个分别就很大了。如果有一个老师觉得自己遭遇校长或校长会的不公正对待，“教协”有权代他出头，而校长（雇主）是不能拒绝见工会的；如果找教联会出头，雇主有权拒绝见教联会，会觉得我没有必要和你讨论这个劳资纠纷问题。

再次，“教协”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立法会有议席，而教联会没有，所以特区政府会朝他们靠拢，我们就只能是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工作，得不到特区政府的特别扶持。

观察者网：作为教师最大工会的“教协”解散了，这对于香港的后续教育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邓飞：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影响，可能在情绪上，他们会有一个惯性。虽然大家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但香港是一个很现实的商业社会，它解散了或靠边站了，没过多久就人走茶凉，这是必然的。

更何况，“教协”虽然是最大的教师工会，但不是唯一的工会，还有其他工会存在，只不过以前被边缘化而已。现在包括我们教联会也会另外成立工会，相信还会有新的教育团体和教师工会出现。香港教育界不会因为少了一个“教协”就不转了，相反，还可能转得更快了。

没有了“教协”，香港教育界可能运转更顺畅了。资料图来源：港媒

观察者网：一些港媒开始炒作，称可能由此掀起“工会解散潮”。

邓飞：我觉得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不过重点不在于因为它们是工会，而是因为它们往往借工会之名去做一些有违“一国两制”原则的政治行动，这才是致命的。同时，这些工会极可能跟外国的工会有组织联系，甚至有资金上的联系。在香港国安法的规范之下，跟境外势力有勾结，这肯定是不行的。

一些工会可能会因这些原因面临执法部门的调查，工会本身是没问题的。工联会（香港工会联合会）也是工会，就不担心这问题了，对不对？

观察者网：我看到有些“教协”成员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抱怨称“老师和会员的发声空间收缩了”。从《苹果日报》停刊到如今“教协”解散，关于言论自由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消解？

邓飞：他们从来都是这样吹的——他们从九七之前就说“一国两制”是没有希望的，肯定是骗人的；当九七过渡之后，他们每年都烧《基本法》，每年都说“一国两制”已经死亡，每年都在大街上喊“香港已经没有言论自由了”。我都不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是在搞行为艺术吗？既然没有言论自由，那么他们为啥还可以在大街上这样喊呢？这是自相矛盾的。

这也反映了他们内心存在傲慢的情绪，仿佛他们的存在才是自由的存在，他们的消失、倒闭，就是自由的消失与倒闭。这未必太自大了吧？把自己看成自由的化身，这也是让我最难以忍受和恶心的一件事。没了“教协”，其他教育团体多了去了，不是非你不可。

不光是“教协”，很多其他的反对派都是这样的，经常就把自己看成是垄断自由的一个人肉的象征，这个基本上不值一驳。

观察者网：现在香港教育界面临多项改革，除了上次采访聊到的教材、课纲改革，现在组织也有变动，除了这些，您认为教育这领域还有哪些方面在后续改革中要多加注意？

邓飞：现在基本上该改的都已经在动了，无论是课程、考试也好，还是推动国家安全教育、《基本法》教育，这些都在实施过程当中，而不是还停留在打嘴炮阶段。接下来要多注意的，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关于教师的职业操守，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无论是师资培训机构、大学进行的一些相关教育，还是进入学校之后，教育局的督学巡查或学校自己的行政管理层对老师教学质量的监督，这些都必须要重视。

第二，虽然说整个选举制度已在完善过程中，但是教育界功能组别依然是存在的。我觉得要把工会维护老师合法权益这块，跟参与政治选举分割开来，不要让“教协”当初那种政治-商业模式再运行下去。

接下来无论是新成立的工会也好，原有的工会也好，我觉得教师的工会应该就只管工会的东西，帮助老师维护合法的权益就得了，不能再把工会的运作跟选举的操作结合起来。这两者之间必须保持一个距离，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做法。否则，就等于重走当年“教协”的旧路，整个香港真真正正的教育问题就一直被所谓的教师权益问题所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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