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说“教协”有很多超市、网店，它通过这些廉价的超市网店来吸收教师当会员，所以它就多了很多支持者。不是的，这个没说到点上。

其实它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财政压缩和教改的过程当中，把教师的饭碗问题、权益问题抓住，作为一个突破口，然后把它无限放大，进行所谓的帮老师维权——我保你的饭碗，维持你所谓的权益。老师对特区政府有怨气，又看到“教协”愿意帮自己维权，自然更多地聚集在“教协”的旗帜之下。

1998年的立法会选举、2004年的立法会选举，等等，在这一连串的立法会选举中，“教协”都借助它所谓的帮老师维权来积攒人气，再把人气转换成立法会的选票，最后拿到议席。这套政治-商业模式就成熟了。

一般人可能觉得教育界在立法会只有一个议席，算啥？不是的，我刚才说过，“教协”不光是在教育界，它在泛民阵营，比如在“民主党”、在“支联会”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所以一些反对派议席，尽管不是教育界的，但也都跟“教协”保持统一战线。因此，“教协”在立法会的影响力实际上绝对不仅仅是一票，它可以串联起立法会的多个议席。

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就只能偏靠那边。因为你要想通过什么政策、进行财政拨款，都必须要立法会先通过，而在立法会里面，“民主党”或“教协”这些是大头，你就不能不跟他们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教协”也就自然而然会要求得到特区政府更多的帮扶，可能有一些咨询架构的委员会、主席等等，就得率先委任“教协”的人或者“教协”同意的人。这些委员会包括课程委员会、考试局的委员会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无论是课纲也好，还是考试卷的提供，都有“教协”的影子在里面。

换句话说，在特区官方的帮扶之下，“教协”进一步做大了它的实力。之后，它又继续把这些做大了的实力，投资搞超市等等，更重要的是，它把用所谓教师权益问题积攒人气换取选票以谋得议席的模式运作得更加流畅了。

“教协”解散后，一切会员服务将停止，其中包括超市。（资料图：港媒）

到2012年，事情就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这年出现了所谓“反国教”事件。

“反国教”事件可以说是香港第一次出现这么一种大规模的、极端的、政治上的行动。这时候，“教协”就不仅仅满足于通过所谓的维权来积攒人气、赢取选票这么简单，它进一步政治化了。

本来在意识形态层面，它就只是“反中央政府”，现在则是借助所谓的国民教育问题，更赤裸裸地进行“反中央政府”、反“一国两制”。为“反国教”，它开始动员组织罢课。

2012年的“反国教”还只是围绕香港课程问题，2014年违法“占中”更上一个台阶，就直接跟中央政府叫板了。

反对派的策略是，如果中央不允许民主派等反对派的政改方案，他们就通过“黑暴”活动瘫痪香港。“教协”也深度卷入其中，表面上是组织动员学生去进行一些所谓的教学活动等等，实际上是组织人员到现场参与；而它表达出来的一些立场、宣誓等等，也都配合着违法“占中”进行。

时间来到2019年，就真的上了巅峰了，他们彻底黑色暴力化了。“黑暴”期间，“教协”深度参与其中，对中央的叫板也更加赤裸裸了。

其实，对于“教协”来说，那个时候它也没有其他选择。当整个反对派阵营都走向这种极端化政治行动的时候，它作为一个老牌反对派团体，自然也不能落下。它那时可能也害怕，如果自己吞吞吐吐的，支持得不痛快，很可能就被年轻一代的反对派抛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参与其中，走到最前头，也因此真真正正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去了，走到了跟中央政府彻底叫板的份上了。

观察者网：内地不少读者对香港的政治光谱不是十分清楚，比如一提起“教协”，他们可能就直接简单地归到“港独”一栏。但就早几年的新闻来看，“教协”也曾跟黄之锋等人公开对峙过。在您看来，“教协”离真正的“港独”是否还有一定的距离？

邓飞：整个反对派阵营的政治光谱也是很广阔的。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极端的“港独”或者主张“本土自决”的本土派，以年轻人为主，尤其是大学里的学生会、黄之锋这样的中学团体表现得比较明显。比较传统的反对派，如“民主党”、“教协”这些，它们表面上还是拥护“一国两制”的，表述不支持“港独”，但它们本身对中央政府、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基本上也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也乐于看到现有的社会制度被颠覆，乐于看到颜色革命在香港发生。

在行动上，传统的反对派多是走议会抗争这条线，不像那些新生的“港独”派、“自决”派，跑到大街上搞社运。“教协”也会参加一些社会运动，但暴力程度没“港独”派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