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教协”解散，这消息对你们来说突然吗？之前有没有风声？

邓飞：非常突然，没有风声。这“突然”倒不在于它解散本身，因为随着央媒持续的抨击，再加上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它已是江河日下；这组织解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解散而已。所以10号忽然就冒出来说要解散，有一点意外罢了。

我所说的“突然”，在于严格说来，根据“教协”自己公开的章程，当下的这种解散其实是不符合它自己的章程规定的。按照其自己拟定的章程第20条，它应该要召开会员大会，根据2/3以上会员无记名投票来决定解散与否，而不是由他们的理事会、领导层自己说了算的。

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一家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没开，一个总经理单方面决定公司倒闭，这是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现在香港的媒体和社会人士都在关注这事，想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是真解散还是假解散。

这一操作让我错愕——为什么它到最后要解散的时候，仍给教育界和社会大众展示一种负面的榜样作用？他们自己制定的章程，最后都不照章工作，那你还能指望他们会遵守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相关规定吗？

香港“教协”8月10日突然宣布一致决定解散（图/港媒）

观察者网：对于“教协”，内地很多民众了解不深，大概印象可能仅限于它怂恿包庇“黄师”恣意妄为。您作为教育界业内人士，能否介绍下“教协”作为一个教师工会，其历史上曾主导或参与过哪些事情？

邓飞：“教协”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组织，而是注册为教师工会。其创立于1973年，成立之初正好赶上两次教师劳资纠纷，比如老师不同学历对应不同薪水的“同工不同酬”问题，再比如老师怀疑学校管理层在财务上手脚不干净，于是投诉到廉政公署，等等。作为教师工会，“教协”在这两件事上的处理比较成功，最终让政府妥协，确保老师薪水相对公平，就此打响名堂，吸引来一批铁杆。

到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开始讨论回归历程。那时候还不存在什么泛民或反对派，参与创会的会长司徒华当时是乐于拥抱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全国人大决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他属于草委会成员之一。整个1980年代，作为香港最大教师工会的代表，他都保持着跟中央政府合作的态度。

1980年代末，因政治风波，司徒华与中央分道扬镳，可以说大家彻底翻脸掀桌子了。司徒华辞去了草委会的职位，同时“教协”做了几样很重要的工作。

司徒华首先联合多个民间团体一起创办了“反中央政府”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支联会”最初的核心会员都来自“教协”，甚至连财务管理也都由“教协”负责，两者可以说是一体两面。

1991年，港英政府开始搞立法局选举直选，此前就连任教育界议席的司徒华把教育界议席的机会让给“教协”接任会长张文光，自己转战九龙东选区，并凭借在政治风波后暴涨的人气高票当选。换言之，他已经“出圈”了，名气不仅仅局限在教育界。

司徒华（资料图/港媒）

因为这首届立法局选举直选，司徒华还和李柱铭等人成立了“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也就是“香港民主党”的前身，其最核心成员仍出自“教协”，若论组织内部影响力，司徒华超越李柱铭。而在这次选举中，港同盟拿下了绝大部分直选议席。随着后面选举的持续进行，反对派政党开始成形。换言之，“教协”是这些铁杆“反中央政府”的团体组织的核心。

在九七过渡之后，2000年起，香港的教育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包括学制和课程的更改。学制的改革很简单，大学从三年制变成四年制，中学从“5+2”七年制改成跟世界接轨的“3+3”六年制。学制改完后，所有科目课程也必然要改。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两件事，不过都跟政治无关。

第一，课程改革对老师的工作量有很大的影响。你想想，如果你已经当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老师，课程习惯到在教室几乎闭着眼都能讲课，现在不行了，要从头再来，那你是不是要烦死？任何改革必然会触动到既得利益，这既得利益未必跟钱有关，而是不想改变自己固有的工作时间、工作习惯、工作量等等。所以，势在必行的教改让相当一部分老师产生了不满、怨恨的情绪。

同时期又发生了另外一件更要命的事——1998年出现的金融风暴对教育界产生了间接的冲击。

香港的教育，无论是官立学校还是资助学校，基本上99%的学校都拿政府资助，而且政府的资助是占压倒性地位的，有的学校经费100%由政府承担。事实上，很长时间里，教育一直在香港政府的所有财政支出中占据最大比例（20%左右）。所有中小学老师的薪水都按公务员的等级发放，而且你每学年即使什么都没干，薪水的等级都能自动向上调一级，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包袱非常大。

金融风暴过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出现了罕见的财政赤字，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于是提议所有政府部门都必须要节约。教育作为政府财政最大支出，肯定跑不掉，也要想方设法节约用钱。当时教育统筹局的一位官员就将财政压缩与学制、课程改革结合起来——具体做法很简单，用内地的说法，就是将工分折算成一次性补偿，赶紧走人；留下来的人，得接受工作量的改变。

老师们的“奶酪”被动了，“教协”作为一个工会，当然要做这方面的抗争动作，用内地的说法，就是开始维权了。我刚入行当老师的时候，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收到“教协”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呼吁大家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由头很多，但是说到底基本上都是跟教改和财政压缩相关。从2000年到2012年，我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的游行示威都跟教育界相关，而这些游行示威都是“教协”动员起来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协”的政治-商业模式就开始高度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