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历史，九七之前的中国历史课程变来变去，但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厚古薄今”，把整个中国历史教育的重点都放在古代，尤其是放在唐宋明之间，对于近当代则是尽量回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回避方法：早期可能课程只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因为鸦片战争有点尴尬；有时候也把时间推到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之后就不说了；也有段时间，课程讲到1949年为止；后来又无所谓了，来回折腾。

此外，九七之前，教育署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大到可以封闭学校。比如如果他发现某学校里出现一些政治性的灌输，他有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将这学校临时、甚至永久性关闭。

九七之后，大家当家做主了，就不再采取“殖民地”统治式的苛刻的课程设计或教育制度设计了。与此同时，大约在90年代末新千年初，包括内地在内的全世界出现一个教育改革浪潮，就是不要把所有基础教育都变成应试教育，尽量让学生别整天死记硬背，尽量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更多地活跃他们的思维。

这些应该能解释为什么香港教育给人一种“九七之前管得那么死，九七之后反而什么都自由化了”的感觉。

观察者网：您是通识教育方面的专家，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通识教育”与所谓的“国民教育”有什么区别？

邓飞：严格来说这是两条腿、两条线，完全不相关的两回事。

我们现在讲的“国民教育”，在定义上存有误会。所谓的“国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它的本意是普及教育，也就是国家必须承担起为所有国民提供九年义务教育的责任。但是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香港，“国民教育”的内涵就缩窄了，变成要介绍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代一些国情发展等，好像成为一种“中国学”或“祖国学”，跟严格意义上教育学所说的“国民教育”不相关了。

其实在1997年之前就已有人提出相关说法了，但一直没有一个规范的名词。什么说法都有，有“国民教育”、“国情教育”，我甚至在一些临近回归的文件上看到“民族主义教育”的提法。那时的用意是回归后必须要认识国家，纠正“殖民”以来轻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视角。

这课必须补上，但怎么个补法，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课程，也没有一个共识。到底是要在学校里开一个叫“国民教育”或“国情教育”的学科，还是不单独开科，改为用课外活动这么一种比较活泼的方式让同学们掌握国家发展和历史传统文化，对于这点，一直没有共识。

折腾到2011年，当时的香港特首曾荫权就认为，不行，必须把它设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结果折腾到2012年，爆发“反国教”事件——其实“反国教”事件是反对它独立成科。后来就拉倒了，不过不等于没了国民教育，只是又回到了原来用课外时间进行国民教育的做法。

参加“支持国民教育”游行的民众在游行中（图/新华社）

这个做法除了不会纳入正规上课时间表之外，还有一个不良的地方就是它很碎片化。它没有一个统一的课程，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内容，全港460多个中学（不含国际学校），每个学校打出来的名堂都可以叫“国民教育”，但教的内容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换而言之，变成“一个中国，几百种表述”。

2012年的“反国教”事件也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国民教育”这四个字被妖魔化、污名化了。2012年之后，其实还有很多学校向学生介绍祖国的发展或历史传统文化，但大家都不敢用“国民教育”这词了，变成只敢做不敢说，有点名不正言不顺、鬼鬼祟祟的感觉。我估计经过今年的“修例风波”，后面连做的都会少了，情况进一步恶化。9月份，就有学校，而且还是大的学校，决定不升国旗，不搞任何国庆活动。

总的来说，“国民教育”这条腿的走法是越走越瘸，而“通识教育”完全是另一码事，彼此不相关，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