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香港，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绝大部分都受政府资助，但支持政府的教师难说占多数。你们有没考虑过怎么重建香港教师群体对政府的信任，争取让他们不再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邓飞：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完全没有办法，现在变成了一种积重难返的局面。基本上大中小幼特的教育，绝大部分都是拿政府资助的，而且是大比例地拿。但政府除了给钱之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支配，因为整个教协或整个教育界都习惯了，一边拿你的钱一边反对你。

观察者网：那政府如果不给钱呢？

邓飞 ：不可能不给钱，现在如果政府不给钱，那就又是一场游行示威，问题是政府能不能顶得住。中学、小学老师加起来有6万多人，整个教育界选民登记起码有10万人，老师的话又可以同时影响到学生、家长，一次风潮出来20万人不成问题。

这其实也是一个实际现象，它不光在香港这边，美国可能相对没那么明显，欧洲的福利社会就是这样的，政府承担了很多福利支出，但政府如果要砍这些福利，那么受政府资助的相关群体、阶层肯定跟它拼命，问题是政府能不能拼得过。撒切尔夫人就能拼得过，但是仅此一例，其他基本上没成功过，你看看马克龙，这都快熬不下去了。一样的道理。

观察者网：从2003年的“21条立法”到2012年“反国教”，再到现在的“修例风波”，这些事件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社会一反对，政府就搁置。政府不断让步，不担心会让泛民们的反对心态更加膨胀吗？

邓飞：基本上2003年以来就是这样的，2003年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2003年所谓的50万人出来游行示威，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并不全都冲23条来的，跟当时的经济状况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一下子就把特区政府给吓傻了，然后就让步了。从那以后，23条就被妖魔化了。

反正只要发动一次所谓的社会运动就可以拉倒，于是整个社会沉浸在这种动不动就发动社会运动的氛围里。香港已变成一个“示威之都”，一年365天发动的大大小小游行示威肯定过万——这数据不是我吹的，网上都有权威统计。发展到今天的反《逃犯条例》修订，就远不止游行示威那么简单了。

这些反对造成特区政府在施政上完全只能做一些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东西；稍微有点争议的，只要把它发酵成一阵社会运动巨浪，九成都会拉倒。所以20多年来，香港基本没什么新的发展，可以说有点停滞了——虽然香港的经济在增长，失业率也很低，但所有人都知道，通胀涨上去了，薪水并没有涨，向上流动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香港还有“国民教育”，只是越走越瘸

观察者网：之前有一些港人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谈到香港的教育，说现在香港的教育其实比回归前自由多了。就您自己的经历及了解，能不能谈谈，回归前后的教育主要有哪些差别？

邓飞：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也不仅仅是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跟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潮流相关。

1997年之前，香港教育是一种绝对的填鸭式教育：你只要死记硬背，熬过考试，就能进大学，就能有出头天；要是熬不过去，那你自己看着办吧。那种应试程度，跟内地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九七之前设计的课程不太考虑教育学的原理、规律，简单粗暴，是一种很现实、务实的教育制度。

第二，因为港英政府是“殖民”政府，所以对教育没有太多承担，纯粹是用考试来卡住大家向上流动。此外，“殖民地”的教育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必须去政治化。从1951年开始，港英政府的定调就明确确立下来，一直延续到1997年，即中国语文、中国历史这两门学科不能出现任何会刺激香港本地华人民族主义情绪或意识的内容。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中国语文课的课文里是不能存有鲁迅作品的，因为鲁迅的作品批判意味浓厚，且有一定的政治性。后来终于有一篇鲁迅的文章，但只能分析它的文学性，不能分析它的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