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一个专业四年修160个学分，平均一年40个学分，那么一学期20个学分，这意味着每周上20个课时也就是20个45分钟，那么每个工作日就是4个课时也就是每天上半天的课。看似不多，但按照课堂教学与课前课后的预习复习的比例大约1：2来计算的话，实际每天可能需要12个课时的量，开玩笑地说，违背劳动法了。更关键的是这种填鸭式的满堂灌，违背大学教育的规律，所以大学也需要减负、提质。

大学的高中化也体现在借阅书目的变化上。我对比了我们学校疫情前后借阅的图书和次数，很多书目发生了变化。原先大家偏好浪漫的书籍，以填充对世界的美好想象，但2023年之后大家看的题材变得严肃甚至沉重了许多。借阅数量也逐年呈现出断崖式下降。当然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阅读数的降低，是因为大家有其他类似电子版的渠道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但浅阅读的趋势也确实比较明显。

大学生纸质书借阅的频率和种类发生了变化

这种焦虑、迷茫的情绪，在大学高中化的背景下具有传染性，而且呈现出低年级化的趋势。高年级在卷保研，而低年级从进入大学开始就不断接收自高向低层层传导下来的压力，为了最后能获得升学的机会，每一步都不能错，每一门课都必须争高分，这种心态和十几二十年前的大学新生完全不同。

整顿一切的年轻人：“不好惹”的背后是大势所趋

面对不断积累的压力，很多青年开始在学习之外寻求某种自我解放，或者说“悦己”。所以最近很流行“整顿”文化，比如整顿朋友圈、整顿职场、整顿酒桌酒文化，甚至最近开始整顿火车下铺，包括引发网上热烈讨论的宿舍床铺挂床帘等等例子。

这场“整顿”文化之所以能流行起来，背后不只是以00后为代表的刚刚进入职场的这一代人，也有一些潜在的旁观者与支持者，大家乐于看到年轻人出来整顿一下。我想在这一点上，80后、90后某种程度上跟00后是有一些共通性的，只不过他们在职场中时间长了一点，没有跳出来，但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某种“整顿”文化。

某种程度上，“青年整顿”出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当初我在贫困县挂职时，遇到了一种移风易俗式的整顿：

在当地，原先流行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甚至要杀牛。在贫困山区，牛是可以替代拖拉机的，因为农业机械难以上山，牛是牲畜同时也是生产工具，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其他的功能。所以红白喜事动辄把牛给杀掉，其实是非常浪费的。但是约定俗成，历年累积盘根错节形成的人情债，就算要整顿，也不知道在什么时间点，从什么角度切入为好。

乡村宴席制作场面（图片来源：ICphoto)

结果第一批出去打工的青年回来之后突然觉醒，意识到有一些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是不合理的。这是只有走出大山出去打工，切身体会到每一分钱来之不易之后，才能意识到精细打算的必要性。所以他们提出强烈的整顿诉求，不愿意再接纳这种规则。

以前会觉得这是村规民约或者说乡村自治的范围，但当青年人提出整顿要求后，政府便有了很好地介入的方式。政府帮助村民制定新的村规民约，比较简单地办理一些红白喜事，慢慢风气就改变了。所以某种程度上，现在青年所掀起的某些整顿文化，是有合理性的，也是与新的时代风尚相向而行高度契合的。

当然，看似“不好惹”的年轻人，他们也有超出想象的包容力，他们强大的内心可以包容并听取一些真知灼见。所以现在有一系列很看似矛盾的现象会同时出现在青年群体身上。

一方面，青年们高度个体化。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有一本书叫《独自打保龄》。保龄球是一个社交运动，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两个人一边打保龄一边谈生意的场景。“独自打保龄”意味着原先具有社交功能的行为变得个体化，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个体化的时代。

另一方面，青年有时也会无意识地参与一系列集体行为，比如网暴。再比如我们总是指责青年娱乐化，追星、饭圈等等，但青年也有政治意识，对很多现象非常敏感，在很多网站上都能看到青年们对时政热点与社会现象的关注。

青年们在课堂上貌似不愿与大家交流，包括刚才提到的给床铺拉起床帘，在宿舍也关起门来等等。但在类似草坪音乐节、线上活动时，他们又展现出社会交往的强烈需求，非常渴望抱团取暖。每到春天，各个学校的青年学生都会自发举办各种草坪音乐节，非常的活跃，他们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很强的获得感。

音乐节上挥舞旗帜的年轻人（图片来源：ICphoto)

再比如刚才谈到的日益下降的纸质图书借阅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代青年是非常热爱学习的一代人，他们有着空前高涨的研究热情，甚至可以从影视剧解读这么小的切口入手，花样翻新地开辟出一个“清史宇宙”“明史宇宙”来。

所以，趋势上看，个体化还在持续，现在又有了一点回头浪。但潮起潮落，起伏跌宕，还有很多需要继续观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