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餐饮的“分道扬镳”

当下世界上存在差异明显的“美食圈”，早在四五千年甚至更早之前，在东亚与西亚、东方与西方，人们的“吃法”就已经很不相同了。

大约与良渚文明末期同时代，两河流域的先民用楔形文字留下了最早的一份食谱。严格意义上说，这其实是汉谟拉比统治时代的一座寺庙向神灵供奉的祭品名单，但内容又不仅限于名目。比如其中写明，每天要给神灵们献上煮熟的整羊、好看的鱼，薄饼要用两种面粉制作，大圆面包要加盐和香料，还有不同类型的海枣、甜卷、水果，以及油和乳制品。

即便是东西方都有的酒类，几千年前西亚的酒品也与东方不同。比上面的这份记载稍晚几年时间，还有一块写有酒类酿造方法的楔形文字粘土版。据说，美国的一家啤酒酿造公司在历史学家的支持下，复原了其中的一种啤酒，有蜂蜜、海枣的味道，酒精度也很低，不到5度。

对于关注古代饮食的研究者来说，四千年以前的中国饮食基本只能依赖考古资料，但在两河流域，考古学家不仅能够提供实物，还能够提供文字。上面提到的两份资料还只是只言片语，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两河流域出现了真正的食谱。

由于楔形文字的难度太大，这份史料至今还没有被完全破解。但仅仅是破解的部分，就已经足够有趣。比如菜名有“焖肉”、“亚述菜”、“埃兰烤肉”，听起来都很有特点。这些菜的做法还更有特点，其中一块粘土版记录了245行楔形文字，写了七种烹调方法，主料全部都是鸟肉。据研究者推测，这里的鸟很可能是海鸥、燕子或者鸬鹚。

其中一种名为吉卜的鸟肉烹饪是这样的：首先用冷水清洗去除鸟的内脏，添加少量的水和醋，放在瓦罐上煮。然后用薄荷和盐混合反复涂抹煮熟的肉，并且将煮过的汁水过滤到锅里，加入薄荷。最后将涂抹过调味料的肉放入过滤后的水中，用瓦罐焖煮。在中国人看来，这道菜无论是腌制方法，还是烹饪流程，亦或是使用的佐料，都很具有异域特色。

东西方不仅烹调方法有差异，吃的东西也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区别。华夏先民把猪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而四千年前的两河流域主要养殖绵羊，很重视奶制品。留存至今的苏美尔人浮雕展现了当时挤奶工人的工作场景：工人们坐在凳子上，从母牛身后挤奶，看上去手法与当代的挤奶工也差不多。由于奶制品相对丰富，三、四千年前的两河流域先民就已经掌握了制作奶酪、酸乳的技艺。

苏美尔浮雕（资料图）

饮食差异不仅存在于广阔的亚欧大陆两端，即便同处地中海周边，饮食也有不同。古希腊人就不太重视奶制品，也没那么热衷于烹调鸟类。在古希腊的英雄史诗中，食品主要是大麦面包或大麦粥，搭配蜂蜜、无花果等辅食。有趣的是，虽然古希腊人向海而生，但他们对于海洋水产却显得并没有那么重视，《荷马史诗》中向神献祭的宴会几乎没有鱼类的影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希腊人不吃鱼，大概率是鱼类太过常见，所以没有向神明献祭的资格。

最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古人吃肉的痕迹，但无论古今，吃肉，特别是吃肉吃到饱，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在几千年前的中国，肉食对于普通平民来说并不容易获取，螺蛳这样的小块头也值得一吃。西方亦是如此，据学者的推测，古典时期的雅典公民人均年食肉量只有两千克左右。

想到这里，我们不仅有必要研究古人的“吃肉”问题，更要珍惜当下，保护中国人的“吃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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