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近期，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点项目进展工作会。其中，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的一项发现引起了许多朋友的兴趣——倒不是这里发现了重要的青铜器或王侯墓葬，而是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商周时期古人吃完留下的厚达数米的螺蛳壳。

消息一经传出，无论是火爆螺蛳肉的爱好者，还是广西螺蛳粉的追捧者，顿时都来了兴趣，仿佛在味蕾中找到了与先民的共鸣。这种古今联系当然只是玩笑，但几千年前的人们如何饮食，确实是一个既有趣又严肃，并且需要考古证据与想象力的话题。

先秦古人吃什么

谈起古人的饮食，首先要讲的自然是他们吃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漫长的先秦时期极少有可信的文献资料，所以考古发现尤为重要。

在南方，河姆渡遗址中已经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稻米，表明在距今七千年前，先民就已经开始培育、种植水稻作为主要食品。在时段更晚的良渚文化区内，各种与水稻有关的发现更是层出不穷。比如金坛三星村遗址发现了颗粒鲜明的炭化稻粒，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了人工开垦、修治的稻田遗址，宁波慈湖遗址发现了用于给水稻脱壳的陶质研磨器，钱山漾遗址更是出土了成堆的稻谷。由此可以肯定，早在五千年前，稻米就是农业种植的主要作物，也必然是主要的食物。

《史记》记载，古代江南人“饭稻羹鱼”，就“饭稻”而言显然不假。是否还有以鱼类为代表的副食品呢？还要看考古的发现。

在河姆渡出土的动物遗骨中，水生动物确实占有了相当大的比例。据考古报告介绍，河姆渡遗址中的许多烹饪里都有龟、鳖、蚌、鱼等动物的遗骸，灰坑中更是有难以计数的鱼骨、龟壳、鳖甲。在一次考古清理中，人们就数出了超过1500个龟类个体。

这么看来，从良渚的鱼鳖到云南的螺蛳，似乎先民都颇有些“美食心得”，懂得品味河鲜。其实，这种判断完全是基于当代生活经验的错觉。只有不被饥饿困扰的人，才会琢磨美食的滋味。

根据考古学家的分析，在良渚先民的饮食结构中，肉类占比其实并不高，人们的大部分能量来自于植物。偶尔有肉类的补充，先民也会优先选择“吃得过瘾”的陆地动物，这一点从祭祀的选择中就可以看出。在良渚，鱼鳖等水生动物固然是重要的食物来源，但吃得并不讲究，大概率只是为了摄入蛋白质。至于新近发现的“云南螺蛳”，虽然考古工作者还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但可以推测，这些螺蛳应该也是先民获取动物蛋白的途径，至于做火爆螺蛳、螺丝粉，估计先民们既没有这个心思，也没这个能力。

考古发现的螺狮壳

在河姆渡发现的动物遗骸中，最引人注意的其实并非鱼鳖，而是有别于野猪的猪，在后来的河姆渡考古发掘中，还找到了圈养家畜的证据。这说明在河姆渡时期，先民就已经人工养猪作为肉食。但是，河姆渡时期的养猪规模非常有限，无法稳定、大量供给饮食。据统计，整个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遗骨以鹿科等野生动物的比例最大，是猪的好几倍。虽然先民已经有了人工圈养的家畜，但其肉食来源还是以野外捕猎为主。河姆渡先民还有一些偏门的饮食取向，比如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猴头骨，从头骨的破碎情况分析，很有可能在七千年前，人们就已经有了吸食猴脑的吃法。

进入良渚文化早期，家畜的占比开始显著上升，在苏州龙南遗址、上海闵行马桥遗址中，以猪、狗为代表的家畜占比显著提升，都超过了六成。随着良渚文化的持续发展，家畜在饮食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到良渚后期，人工圈养的家猪已经成了最主要的肉食来源。

在北方，与良渚处在同一时期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许多关于饮食的痕迹。

与当今“北面南米”的饮食习惯不同，小麦其实是外来物种，大约距今五千年前，河西走廊地区才出现了种植小麦的痕迹。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的农作物主要是稻和粟，另有少量的黍、大麦、小麦和大豆。鱼类遗骸同样见于仰韶、大汶口以及北方各处的龙山文化遗存中。而且与南方相似，北方饲养的家畜也有猪、狗、羊、鸡，并且通过捕猎补充肉食。

在仰韶文化北首岭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不仅发现了完整的鸡，还有四十余枚獐牙，显然是捕猎的结果。另一处元君庙墓葬中有家养的猪和捕猎的鹿，还有完整的鸟类骨骼。在仰韶文化遗址中，体肥毛厚的竹鼠也留痕了。显然，无论家养、野生，还是飞禽、走兽，只要能抓得到、能吃得下，先民都不会放过。

值得一提的是，在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可能就已经掌握了酿酒的技术，并且制作了相应的器物。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酒器。这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具备了深度加工食品，进一步制作饮料的能力。

总体上说，在五、六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原始贵族们应该已经实现了“酒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