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饭吃饭用什么

有主食，有肉类，有蔬菜水果，还有酒类饮料，看起来饮食已经俱全了。但其实，还少了关键的一环，那就是做饭和吃饭的家伙事。事实上，相较于“吃什么”，很多时候“怎么吃”才更有技术难度。

先说做饭的方法，从河姆渡到良渚，先民制作了大量的陶器用于烹饪食物。作为主食，当时的稻米的吃法既不是如今午餐常见的干饭，也不是早餐常见的稀粥，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稠米粥。有时候加热太久、水分蒸发，还会出现形似锅巴的遗存。考古发现的陶器内，就有河姆渡时期的“锅巴”。这种煮稠粥的吃法也广泛存在于北方，只不过煮的东西未必是稻米。按照文献的记载，直到春秋时期，孔老夫子家里也还喝过这种粥。

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过类似于今日蒸锅的器物，使人们一度猜测先民在“蒸米饭”。但从陶器的大小、气孔的直径判断，这种器物更有可能用来蒸煮肉类，而不是主食。稍晚一段时间，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中发现的陶甑更有可能是用来蒸主食，但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半坡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个口小底大的烧坑，四壁涂了一层细泥，有烧烤的痕迹，但没有烟熏，有人推测这是先人“烙饼”的遗存，但依然没有更多的证据，只能存此一说。

这些烹饪方法之所以难以确定，主要是考古发现不足，而这也不能怪考古工作者，无论是蒸煮过的米饭还是烙过的饼，大概率都不可能保留至今。但是，吃饭的工具却是可以保存的，而且能够实实在在追述历史。

新石器时代前期 河姆渡文化

炊具

1973年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出土

高25.5厘米，口径12厘米

当今世界主要的进食方式有三种，分别是筷子、刀叉和直接用手。早期先民应该都是直接用手的，《礼记》中所说的“共饭不泽手”或许就是这种习惯的痕迹。不过，面对稠粥与肉羹，直接用手显然很不方便。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先民已经开始使用匙、叉、箸三类餐具。

距今七千多年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文明遗址中都发现了匙。早于仰韶的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二十余件长条形的骨匙，河姆渡不仅出土了三十多件骨匙，还发现了一件造型精美，雕刻有鸟首形柄的象牙匙。

在后来的遗址中，骨匙的数量就更多了。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常用骨匙随葬，有的就握在死者手中。齐家文化墓葬中骨匙一般放在死者腰间，有的还在柄端穿孔，估计平时就挂在腰带上。

有了骨匙，那骨叉呢？不过根据考古发现，先民对骨叉似乎不是很感冒，虽然有，但发现的数量并不多。而且无论是考古出土的新石器骨叉，还是商周时期的骨叉、铜叉，尺寸都很小。据此推测，这些骨叉应该不直接参与烹饪，而是人们在烹饪之后，用叉子各自分取食物。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骨匙（资料图）

在吃饭的工具中，中国人最关注的还是箸，也就是筷子。考古发现的箸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湖南香炉山遗址，这里出土了骨箸。在大名鼎鼎的商晚期的殷墟墓地中，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铜箸。只看这些时间，似乎筷子是几类餐具中发明和使用时间最晚的，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一方面，就质地而言，无论古今，圆棍状的筷子最适合以竹、木作为制造材料。正因如此，无论是竹箸还是木箸，都很难完整保存千年。另一方面，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餐具往往是随着生活需要自然而然被开发出来的，当下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阳发现了大量的螺蛳壳，也必然会伴随发现吃螺蛳的器物，这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餐具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个人的食器。比如可以盛装食物，用手端着吃的陶豆，广泛存在于从河姆渡到龙山文化的南北方新石器遗址中。根据考古学者的推测，良渚先民可能会用钵或盆等盛烹饪好的饭菜，然后再分到个人的豆和盘中。这样的一套器物分工，似乎与今天的骨碟、汤碗颇有一些相通之处。所以，在距今4000年前，也就是传说中的夏王朝时代，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已经有了一套称得上是完整的吃饭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