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来临之际，恰逢“十四五”规划迎来收官总结阶段，同时“十五五”规划草案也正处于审议的关键节点。此时，我们如何客观评价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面向下一个五年，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走势该如何精准把握？在低利率时代，又该如何管理好自己的钱袋子？这些问题，牵动着许多民众的心。

回溯过去十多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的朱宁教授，持续以敏锐的洞察力警示中国房地产行业与宏观经济中积累的风险，其著作《刚性泡沫》更是荣获了孙冶方奖。如今，防范风险已然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与此同时，作为深耕投资者行为研究的学者，朱宁教授对中国股市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索与思考，对监管者在推动“慢牛”行情过程中所需展现的平衡智慧，以及资本市场中的人性弱点，均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独到见解。

近日，观察者网邀请朱宁教授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在交流中，朱宁教授指出，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取得不少成就，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在有效去风险的同时保持经济活力；而展望未来，如何使作为资产的住房在房价回落的背景下仍具吸引力，如何让股民和投资者在期待A股“长牛慢牛”的同时保持理性投资行为，都是我们亟待关注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朱宁教授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化解风险后仍维持经济活力，这是一大重要成就

观察者网：建国76周年之际，又面临十四五收官，各个部委近期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总结各自领域十四五的成就。从您专注的行为金融学的角度，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观察，过去五年，我们的进步在哪里？

朱宁：我关注的领域更多偏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多一些，也和我之前的研究有关。过去几年有以下几个非常重大的成就值得肯定：

一是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过去更多靠房地产、靠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逐渐过渡到靠创新、靠新质生产力来驱动，我觉得这是特别重大的一个成就。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中国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这个转型非常必要，又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了不起。

第二，也是疫情期间凸显的一点，即中国打造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非常完整、非常纵深的全球性产业链。我们看到，无论是加工制造业、医药品或者日常用品，世界都很难与中国脱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整个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在整个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都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此外，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看待，这也是之前我提示过很多的：我们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债务风险、房地产行业积累的风险，在过去五年里逐步得到了化解。虽然时至今日，房地产价格还在调整之中，但是整个社会已经开始逐渐接受：房价不是只涨不跌，中国经济可以不只倚靠投资基础设施、依赖房地产，而是可以通过自身生产能力、统一大市场和科技能力来推动。所以我认为，在逐步化解宏观风险的大前提下，中国经济仍然维持了一个比较合理、比较有活力的增长速度，这也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

《刚性泡沫》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化解风险。而我觉得化解风险其实是有一定的代价的，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达到化解风险的目的，却很少有人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过去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了，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以前的债务积累增长模式在买单。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必须，也是必要的。

资料图：央视新闻

观察者网：您这个角度新颖，的确很多学者一直在解释过去十多年经济增速为什么下滑，会认为去风险、挤房地产泡沫做错了。而您认为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

朱宁：对，我一直在跟很多朋友和学生分享：其实大家不应该对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太过失望，我们维持着5%左右的年增长，如果横向比较一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除了印度之外，我们的增长速度仍然是最快的。如果时间维度拉长，2000年初的10 年可能发展过快了，而不是现在太慢了，所以必须面临一个调整的过程。因为那10年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债务的累积和泡沫的放大作为代价来实现的。

“买房就是赚钱”的刚性兑付正在打破

观察者网：有道理。《刚性泡沫》中提到，“政府不同形式的隐性担保造成的道德风险、投机行为，造成了房地产资产泡沫以及债务高企。”这个刚性兑付是很危险的，过去二十多年，由于政府的隐形担保，我们的个人以及企业总觉得”买房就是赚钱”，这助推了泡沫的形成。现在我们知道，2021 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刺破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债务去风险的过程。您觉得是不是这时候这刚性兑付已经被打破？

朱宁：过去十年是一个逐渐打破政府刚性兑付的十年，我们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如果现在说刚性兑付已经完全打破，可能还为时尚早。

在各个不同的经济金融领域，刚性兑付打破的节奏和速度不太一样：在中国A股市场，已经打破得非常彻底了，投资者不会觉得“我亏了钱，政府需要替我买单”；在过去七八年时间里，在理财领域，如互联网金融或者P2P领域，在房地产领域，在信托产品领域，刚性兑付都还在逐渐打破中；但是还有些政府隐性担保或者刚兑比较严重的领域，比如说地方政府债务，还有国有企业债务——我们会看到，如果这两个发债主体不是因为有国资的色彩，如果不是有大家信任的国家提供的信用担保和背书，很可能它们债都发不出来，或者债已经还不上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打破刚性兑付上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打破了刚性兑付。

市场上所有的定价都是基于一个企业资质的好坏，而不是背后的股东是政府还是个人企业。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金融改革逐渐推动的一个方向。

观察者网：但国有资本投资的很多领域，尤其是地铁这样的基础设施、社会公共品，本来民企就没有多少意愿来投资，如果打破对国企的刚性兑付，没有政府的隐形担保，那他们可能就贷不到款了？

朱宁：我们过去几年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把国有企业分成资源型/垄断型和竞争型/市场型，这个分类我觉得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有一些领域因为与生俱来的特色，比如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事业领域，必须是国家来投资和经营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但是还是有很多领域，比如民用交通领域，航空领域，市场可能会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就需要引入更多的民营资本和市场竞争。

央视《正点财经》报道

所以，我认为，国有企业有它重要的社会职责，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正是因为国有企业享受政策的一些倾斜，这会影响其在日常运营和策略制定上的效率或能动性，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

因此我认为，下一个阶段的改革目标之一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和政府的影响，但同时也能更大地提升或体现运营的效率。我觉得这两者都不能偏废，二者也并不矛盾。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政府支持，政府可以给其提供增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担心，政府的背书可能会有道德风险，因为一旦国有企业认为政府会替自己担保、兜底，可能做事就不需要那么努力。这是一个挺难回避的人性弱点，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好的机制，既让它享受“国有”这两个字带来的优势，同时又能充分发挥出民营各方面的优势。

观察者网：再回到房地产行业的调整，从过去几年的房地产行业表现和经济增长表现来看，您是否认可，我们其实已经实现了房地产经济的软着陆？

朱宁：对，我在2016年出版《刚性泡沫》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这个泡泡不要吹得太大，因为很担心房地产泡沫吹得太大之后，一旦泡沫挤破，对于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会很大。

在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时期，即2020-2021年，房地产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贡献度达到18%-19%，约占五分之一；房地产及相关领域对整个中国经济的贡献达到三分之一左右。这确实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少见的。

这种严重依赖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五年得到了比较好的调整，这个调整非常必要。我们必须得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资产的价格会涨到天上去，所以在没有涨到天上去，或没有开始下跌或暴跌之前，就要做好充分的预案：如果这个情景真的发生，如果房价真的下跌了，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希望能够更前瞻性地提出风险提示和政策建议。我们现在其实应该庆幸，我们刺破了这个泡沫，使得房价实现了软着陆。

尽管如此，如果2021年实施房产三条金融红线的时候，政策实施得更加灵活，可能整个经济转型会更加平稳。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很多时候矫枉必须过正，因为在过去10 -20多年里形成的非常强烈的“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不经过重大的市场调整，确实很难打破，而如果不能够打破“只涨不跌”的预期，房地产泡沫可能只会越吹越大。

从这个角度来讲，三条红线政策的出台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事后来看，几年前我们不应该花太多时间讨论房地产是不是个泡沫，当时至少应该非常坚信这是个泡沫，然后花更多时间讨论，如何给房地产泡沫安排一个更好的软着陆方案。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在过去四五年里，在没有牺牲太大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逐渐实现和完成了房地产领域的软着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去风险措施之一：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2024年“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