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新保守主义阵营在披着民主外衣的帝国主义思路下，推动的主动政权铲除与积极军事干预政策，并结合了犹太游说团体推进的完全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更彻底搅乱了中东、西亚与北非地区，致使生灵涂炭，并让周边国家与欧洲饱尝恐怖主义四窜与大量难民涌入的苦果。

2007年，美国以“Stuxnet”（“震网”病毒，一种蠕虫病毒）计算机病毒攻击伊朗核设施得逞后，就不断加大对网络病毒武器的研发。2013年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美国秘密监控全球网络通信后，备受国际关注。华盛顿除了被披露要科网巨企在计算机系统“开后门”，以便情报人员监控通信外，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也会暗中搜集各式计算机系统的漏洞弱点，研制种种网络攻击武器。未料2018年有黑客组织成功突破防线，取得一批由NSA研制的计算机系统入侵工具，并于网上公开。

“震网”病毒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五家伊朗公司，并且都与伊朗的核发展设施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被认为是袭击的主要目标。来源：卡巴斯基实验室

其中包括NSA针对视窗系统漏洞所研发的入侵工具“永恒之蓝” （ Eternal Blue）， 结果不法分子有机会将它改写成勒索病毒“Wanna Cry”，肆虐全球。 微软主席史密斯形容相关失窃的严重程度，“如同美军‘战斧’巡航导弹被盗”。

美国另一种让各国饱尝恶果的公共之恶就是：放任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各地资本市场兴风作浪，并不断增加各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放任美国巨型跨国企业在全球利用市场垄断地位追求暴利。

在华尔街利益集团驱动下，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当作一种进步的改革思想推广到全球，很快就导致热钱流窜在全球各地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将有毒金融资产推销给各国银行与保险机构。

不但美国爆发本土性金融危机，欧洲也被殃及，而至今欧洲尚未从欧债危机中脱困。在危机爆发前，欧洲的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都被美国华尔街那条思路洗脑了，购置大量美国机构发行的且被美国三大信评机构评为优质的衍生性金融资产。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欧洲金融机构才发现这些金融产品都面临违约风险，可能一文不值，最后被迫打三折、两折进行清算。

“Wanna Cry”利用AES-128和RSA算法恶意加密用户文件以勒索比特币，使用Tor进行通讯为WanaCrypt0r 1.0的变种。来源：维基百科

此外，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偏颇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地位，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不断要求延长美国药厂的专利年限，让它们能继续以天价贩卖这些制造成本极低且投资早已收回的专利药品，也就是说美国把大药厂的利润看得比人命还重。

美国占据许多多边机构的主导地位，长期阻挠这些机构承担新的职责来应对新兴全球议题，也长期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新治理机制的创设。其次，让许多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

例如，美国长期抗拒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设置国际监管机制，抗拒对数字科技集团收集与使用个人隐私资料制定国际规范，反对联合国机构对科技变迁的社会冲击进行全球追踪与评估，抗拒设置海洋污染的全球监控机制，等等。

此外，美国长期提供劣等的公共产品。例如对于互联网域名的分配与管辖机制，或是长期压制多边组织对新兴全球议题的研究与讨论，又如美国历任共和党总统拒绝承认全球变暖问题的存在。这些作为也是制造公共之恶。

过去30多年里，美国唯一新创设的多边协调机制就是G20峰会，这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峻程度已经超出G7的能力，小布什总统不得不邀请新兴经济体领导人集会华盛顿，来协助美国与欧洲各国共同渡过世纪性金融危机。美国需要中国、印度、韩国、沙特等国家出资IMF新增的短期融资机制，并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也需要新兴经济体同步采取财政扩张政策以扩大进口。

过去30多年里，面对其他国家带头推动的治理机制改革或国际规范创设，大多数情况下美国都消极对待或抵制，从《禁止地雷公约》《移民公约》，到禁止发展人工智能武器。很多国际金融领域权威学者都早已指出，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

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极力阻止特别提款权（SDR）逐步取得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任何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美国还长期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尽管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基础设施长期融资，但美国不愿意让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扩充这个领域的融资机制，又试图阻挠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这也是制造公共之恶。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本文节选自朱云汉《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