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在推进全球租税正义的目标上，美国自私自利的做法也让各国伤透脑筋，因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拒绝签署《共同申报准则》（CRS） 的国家， 成为这个全球打击逃漏税的国际新规约下的最大黑洞。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因为最早启动全球追缴漏税的就是美国。2010年，美国通过了《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FAT-CA），俗称“肥咖”条款。根据这个法案，美国要求外国金融机构（FFI）向美国国税局（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信息，以逼迫美国公民和绿卡人士申报海外账户与海外所得，对于不配合的FFI，就其来源于美国的所得征收30%的扣缴作为处罚。

美国利用FATCA给传统的避税天堂以沉重的打击，包括瑞士、百慕大与开曼群岛，在面临失去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威胁下，都一一被迫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主动向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资料，并严格审查有美国背景客户的开户信息。然后美国又陆续与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在FATCA框架下签署双边信息互换协定，表面上这是一种互惠协定，配合落实FATCA规定的国家，也可以要求美国提供本国纳税人在美国的金融账户资料。

FATCA由美国国会于2010年颁布，旨在针对美国纳税人使用外国账户的违规行为。来源：美国财政部

在美国强势推动FATCA的刺激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开始积极追查本国纳税人隐匿在海外避税天堂的账户，让传统的避税天堂遭遇第二波打击。接着G20在2014年正式推出CRS，这套更完整而标准化的全球金融机构境外背景客户账户信息交换的国际规范，目的在于落实租税正义，让富人藏匿在国外的财富与投资收益无所遁形。

从2016年开始，陆续有108个国家与地区签署这项国际规约。中国也从2018年开始全面执行CRS规定，有义务将外籍人士在本地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总金额、流动情况提供给国外税务机构，中国政府也可以借此掌握中国公民在国外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

自CRS从2016年陆续上路以来，全球的富豪阶层与他们的会计师，都忙着重新配置他们的资产并转移他们的金融账户。这些千方百计想要隐匿财富的富豪，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个新的避税天堂，那就是美国。这是因为美国拒绝签署CRS，美国给出的荒谬理由是，美国已经与绝大多数CRS签署国之间有双边信息互换协定。

而实际情况是，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巨细无遗地提供美国纳税人的海外账户资料，但其他国家政府想要从美国金融机构拿到资料却会面临百般刁难。美国刻意让自己成为CRS体系下的最大漏洞，因为这样一来，美国可以替代传统的避税天堂国家，吸引大量离岸财富涌向美国，既可让美国财富管理相关服务业大发不义之财，又可巩固美元地位。

从2015年到2017年，美国的金融机构与会计师，都忙着将客户的钱从传统离岸避税天堂（比如巴哈马、瑞士、百慕大等），转移到美国岸上天堂（比如特拉华州、内华达州、怀俄明州和南达科他州等）。2017年，美国离岸金融规模为全球第一，占22。3%，而2015年时，美国占比还仅为14%。

在美国，离岸财富也会加剧不平等，但其影响比欧洲要小，即使不考虑避税天堂，美国的最高财富份额也已经非常高。来源：《金融时报》

对于美国经常破坏规则的行径，所有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组织的会员国基本上都是尽量忍让。西方国家之所以多半选择迁就与姑息，是因为它们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毕竟享有参与核心与分享决策权的特殊待遇。非西方国家更不愿意挺身而出，因为可能有遭遇报复与孤立的风险。

过去，西方国家担心如果美国完全抛弃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可能回到一战前的剑拔弩张状态，在没有更好的替代选项时，它们宁可拥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尽可能忍让。在欧盟成立之后，西欧国家还勉强可以通过集体谈判地位在贸易、货币与金融领域约束美国，但也因此触发特朗普与班农产生想要拆解欧盟的念头。

第四，美国霸权两面性最诡谲的悖论就是:它既是国际秩序的来源，也是国际体系不稳定的来源：它既是安全秩序的提供者，也是导致许多国家不安全的根源。西方主流关系学者都说美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他们对美国也是国际公共之恶（ 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却避而不谈。其实，只要我们抛开西方中心思维，支援这个悖论的证据比比皆是。美国的地理环境赋予它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安全屏障:它与其他传统陆权地隔了两个大洋，南北两个邻邦与它实力悬殊，除了紧密依附于它别无选择。

它很早就把西欧列强的势力驱赶出西半球，门罗主义让中美洲与南美洲成为自己的后院。所有与美国有潜在战略利益冲突的大国，都没有这样高枕无忧的地缘政治条件，而美国充分利用这种地理优势的不对称性，借助军事盟友与远端打击力量，在自己对手国的后院或邻近区域煽风点火，让对手（甚至是自己的盟友）不得安宁。

只有到苏联建立可靠的战略核武力量后，美国本土才第一次直接暴露在生存威胁的阴影下。但美国还是千方百计试图恢复它可以摧毁对手，而自己却不受直接战火威胁的不对称优势，所以全面发展反导弹系统与推进太空武器研发。

美国在二战后长期享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因此它的外交与国防精英把国家安全利益的边界无限延伸。他们界定的范围从军事安全到能源供给，从海洋到太空，从气候战到细菌战威胁，从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到高科技优势，从意识形态到软实力，从全球监听到网络安全。

这批外交与国防精英与相关国家部门，以及相关产业与智库早已形成一个牢固而庞大的利益结构，不断找寻潜在的敌人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在雷达银幕上察觉到任何对美国国家利益有潜在威胁的目标时，就会放出风声、制造舆论，然后强力主张必须设法打击、围堵或铲除。

美国对中东的影响：下降，上升还是停滞？来源：Young Diplomats

所以，美国给世界制造的首要公共之恶，就是它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极限追求，以及随时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践踏文明底线，其结果就是给其他地区与国家制造各种更大更深的不安全。美国在世界各地肆意操纵所谓的军事平衡，挑拨领土或宗教争端，加深许多国家的安全困局，并激发区域性军备竞赛。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在不少地区刻意制造政治动乱，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来削弱或铲除反美政权，并加深传统盟邦对它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