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云汉】

在奥巴马时代，美国霸权的两面性隐而不显，因为传统上美国外交精英非常重视价值论述与道德外衣包装，会刻意掩饰对其他国家行径的阴暗面。而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则毫不遮掩美国的超级大国“流氓行径”，让我们更容易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与其国际角色的两面性。

我们对美国霸权本质的理解应该从下列四个角度来检视，这样可以看得比较清晰而全面。

第一，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象，并非真正全面开放、包容与一视同仁：相反地，这个秩序有明显的排他性，以及基于文明及种族优越感的阶层秩序与歧视待遇。在货币、金融、贸易与科技领域，与美国有战略利益冲突的国家是长期被排斥的。联合国体系建立之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与苏联仍维持同盟国关系，所以苏联得以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苏联代表也曾受邀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

但以美元为定锚货币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与贸易体系要想让所有主要国家放心参与，其必要条件是美国愿意通过借贷或援助，让缺乏外汇储备的国家能得到足够的美元头寸。在苏联正考虑是否加入布雷顿森林协定之际，欧洲战事已经结束，美国与苏联对战后欧洲政治秩序安排的分歧开始浮现。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签署了著名的《租借法案》。来源：维基百科

杜鲁门总统就断然中止了通过《租借法案》提供苏联战后重建所需的长期融资承诺，于是苏联选择放弃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的创始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中国代表权之争，中国也长期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与世贸组织之外。

长期以来，在采取加权投票机制的国际组织内，美国坚决维持其最大份额决策权，长期独占关键领导职位，坚持保有对重大事项拥有否决权的特权，并不断利用这些它可以主控的多边体制来抵制与惩罚那些与美国有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在采取多数表决制的国际组织内（例如联合国大会与许多联合国专门机构），美国一旦失去对多数会员国的号召力量，它就任由其职能弱化或局部瘫痪，甚至不惜退出。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明确的阶层秩序。与美国维持最紧密关系的盟国是所谓盎格鲁-撒克逊集团，也就是美国加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它们构成西方世界的内核，这些国家享有最高等级的军事与情报合作关系。其次是由美国的欧陆盟国构成的第二层核心圈。然后才是日本、韩国、土耳其、沙特等这些非西方同盟国等构成的第三层盟友。最后才是更外围的依附者或顺从者。

由于文明亲疏关系的远近，不同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之地位、待遇与发言权一向是有明显差别的。如果我们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如何对待需要紧急纾困的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来比对其处理2009年欧债危机时，如何对待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传统西方国家， 就会发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国家开出的纾困条件远比对欧洲国家苛刻，对经济元气造成的伤害更大。

第二，美国的国际领导角色是它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权力结构的延伸。战后美国所愿意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不是从全球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根据它的主流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大市场小政府，美国政府也倾向于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排斥各种可能限制跨国企业与跨国资本行动自由的全球规约或监管机制，甚至主动要求现有的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减缩其业务与功能，以让位于资本市场或私人企业。

1997年7月香港恒生指数大跌，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同时，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也要符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等的需求。例如，美国牵头的TPP谈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官员带上谈判桌的条文与巨细无遗的法律附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跨国企业、科技公司、制药公司、跨国银行等雇用的纽约大律师事务所草拟的。

这些律师事务所刻意将提议的复杂规则与专有名词弄得晦涩难懂，连一般的商务仲裁法官都搞不懂。这样，将来在执行规则条文时，如果出现争议与纠纷，还是得找这些受雇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帮忙解释，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他们承揽，因此这些大律师两头通吃。

由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早已存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也明显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生态危机管理的需要，也无法有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需求。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类新兴全球议题，美国只对全球反恐、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攸关切身利益的领域有兴趣，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粮食安全、移民权利保障、难民收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稀缺等领域，美国对全球协作平台不足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的问题根本置之不理。

第三，美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推动制定的国际规则主要用来约束其他国家，但放纵自己可以选择性适用或蓄意违反。也就是说，美国不时利用与其他国家高度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任意滥用霸权地位而公然破坏规则和秩序，并处处要求享受豁免或特殊待遇，甚至可以用国家安全为借口，以美国国内法管辖权来凌驾国际规范，也就是恶名昭彰的“长臂司法管辖”。

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停止履行美元与黄金兑换承诺。来源：Maxdaom

国际关系领域内的自由派学者都会强调，“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以规则为基础”。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本应在各合作领域带领成立多边机制、制定规范与程序，以此来设定各国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协调行动、解决争端、促进合作共赢。

作为国际领导者，不仅应带头创立规则，也需承担维护规则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主要责任，更绝不可滥用其霸权地位追逐自己的短期利益。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常将自身的短期国家利益或国内政治需要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并不时抛出美国例外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肆意曲解国际规则，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一直难以巩固。

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美元兑换黄金为定锚的固定汇率制度，按规则，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因长期国际收支失衡而要调整固定汇率，都必须与其他成员协商。但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停止履行美元与黄金兑换承诺的颠覆性决定，事前完全没有与其他成员协商，就一脚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设计踢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