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云汉】

非常感佩姚中秋老师和杨光斌院长的行动力，几个月前我们还停留在以清谈的形式来讨论历史政治学，而今日已经开始将其建制化。谢谢鼎新兄的提醒，他希望“历史政治学”的倡议不要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在这个草创的阶段，我们有九位学术委员，面对这个仍待开展的主题都还是“半瞎半聋”的，大家都来摸这头叫“历史政治学”的大象，每个人都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感触和学术直觉来给大家提供建议。我今天从一种特定的角度，提供一些自己的浅见。

我想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出发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历史政治学需要新的社会科学哲学作为它的基础，这样它才会走得更远、更牢固。美国主流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已经全面松动了，或者说它的立足非常不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一旦借鉴了当前科学哲学领域一些更成熟、更精致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它的指向也会是历史视野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历史视野的政治学研究，这是不谋而合的。

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特别倡导历史政治学？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比较精简而具有权威性的提法，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比较正式地用这样一个提法，是他在2018年6月召开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讲的，后来在很多其他更重要的场合也都提过。其实，在此之前，我用这个提法已经很多年了，大家可以去看我十年来的演讲，我都有在提。我常常费很多唇舌去谈为什么我们需要历史视野的政治学研究，但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权威性，所以并没有引起关注和重视。

我在演讲中常提到，作为中国的知识工作者，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知识准备，要迎接这个历史剧变时代的到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变化，以及蕴含未来可能的剧烈变化，这是数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大家心里都有这种振荡的感受：过去的十几年，特别是过去的十年，一连串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我们眼前惊心动魄地展开，而且此起彼伏，让我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然而，我们的知识架构、知识积累能否应对这样一种剧烈变动，及在此背景下能否回答我们面临的各种巨大的问题和困惑呢？我过去也常说，什么是我所谓的历史剧变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剧烈变动，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开始逐渐模糊甚至消失，新的历史坐标还没有确立……今天，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当然，中国自身就更不用说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千古未有的剧变。例如，古时候人们感叹“蜀道难”，而现在，早上可以搭高铁从成都到贵阳吃中饭，晚上又能回到成都，这在十几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高铁让天堑变坦途，图片来源：新华网

这个“大变局”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在很多年前就说过，大家都认为牢不可破的结构居然开始松动，大家都认为无可逆转的趋势居然开始逆转。我由此勾勒出四个脉络，我认为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第一，“冷战”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变成唯一超强，大家都相信这个单极体系几乎是牢不可破的。不到二十年，这个结构的基础已经全面松动了，历史的脚步走得真快。

第二，第三波民主化，70年代末开始，80-90年代则势如破竹，席卷发展中地区几乎所有政体的演化；然而，进入21世纪后它开始失去动能，最近十几年已经开始进入退潮。我的老朋友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讲，从他的标准来看，现在全球都处于民主萧条之中。

第三，战后七十年，从战后秩序重建开始，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往自由化的方向演进，而且其吸纳的地区、覆盖的人口不断扩充，所以它被看作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的大趋势，现在资本主义面临空前的危机，自由经济秩序也面临巨大挑战。

第四，过去三百年西方国家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主导历史的前进方向，他们塑造世界秩序，制定游戏规则，主导话语权，但时至今日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式微，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这是三百年历史潮流的反转。

这些都倒逼我们去探讨我们知识体系的时代关联性在哪里，我们过去用的方法和研究途径能否回应这样的知识挑战。2019年年初，西方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全球安全议题对话“慕尼黑安全论坛”使用了一个主题——"Who is going to pick up pieces of the disintegrating world order?"全球秩序正处于一个肢解的过程，零部件掉了满地，谁有能力把它拼接回去呢？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主办者为会议选这么一个主题，是无法想象的。偏向西方中心的观点认为，中国是秩序的拆解者、破坏者。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中国肯定是很重要的正面力量，是建设性的。然而，西方国家不这么看，这一点我们暂时不理会。

西方国家当前面对的困境是极为深刻的，而且来自方方面面，他们过去所自信的每个环节都出问题了：

第一，特朗普居然要拆解战后多边机制，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

第二，原来一般认为整个战后体制的主轴是美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压舱石就是大西洋联盟，美国和西欧原本是基于理念或共同威胁的特殊伙伴关系，但这居然也开始裂解，欧盟本身能否维续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特别是我们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遭遇到巨大反弹，反全球化与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激进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在崩解。

第四，民主体制本身也出现合法性危机，治理失灵，这在美国和欧洲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而我认为问题远比我们看到的还更严重，因为它没有能力解决财政危机、族群融合、人口老化、经济停滞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经济分配冲突也几乎没有解药，只是在拖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