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超级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风暴

新自由主义革命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的全面融入这“三驾马车”拉动了“超级全球化”。同时，“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罗德里克指出，“超级全球化”基本上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国家丧失经济主权，尤其是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因为它们都是中小型国家，国家的经济决策权会慢慢流失掉。比如，影响欧洲人生计的主要决定都是在欧盟做，而不在各国首都或不由各国国会做，或者有些决定也不是欧盟做，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做，甚至也不是IMF在做，而是Google（谷歌）、Microsoft（微软）、Facebook（脸书）等超级跨国企业在做，它们做出了影响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决定。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罗德里克所担心的西方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全面动摇。道理很简单，因为本来民选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社会保障职责和经济发展职责。这两个职责都是建立在国家有能力主导经济的基础之上，如果国家经济主导能力和政策工具慢慢流失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满足公民对它最基本的要求和期待。全球化产生的经济红利是巨大的，但是极少数人在瓜分这个经济红利，尤其是“超级全球化”必然带来风险与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在很多西方国家，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劳工群体实际上正承受各种生活压力、就业压力，还有社会保障越来越不足的问题，所以他们是绝对的利益受损者。

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并不突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即使是在中国收入较低的农民，他的绝对收入、生活水准在二三十年里也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增长速度是10%、8%，但欧洲不是，欧洲现在进入了0—1%的增长；日本更不是，日本几乎连续30年都是接近0的增长。“超级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这样一种思路改变了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游戏规则，改变了资本与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削弱了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与财富分配又严重不均，因此一些具有绝对市场垄断力量的巨型跨国企业变成了全球范围真正享有权力的主体。

这些巨型跨国企业不仅在市场上有非常强的垄断地位，可以排除竞争，还可以影响几乎所有国家政府的政策。美国牵头的TPP谈判中最后的附件和具体规则，都是由美国的跨国企业提议的，科技公司、制药公司、跨国银行等，它们雇佣美国纽约的大律师事务所制定这些规则，然后交给美国谈判贸易代表去和对方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规则复杂、专有名词晦涩难懂，就连法官也搞不懂，将来还是得找这些受雇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解释。而且将来有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来找这些大律师事务所，因此这些大律师既是两头通吃，也是跨国企业权力行使的代理人。

为了凸显巨型跨国企业的支配地位，一个倡议全球正义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正式名称为：NGO Global Justice Now）特别制作了表1，这张统计表很简洁地反映了全球权力结构的扭曲。如果以企业营收和政府收入作为比较基础，将跨国企业（用斜体标示）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都视为经济体，那么前100大经济体中有69个是跨国企业，只有31个是国家。大型跨国企业中排名第一的是沃尔玛，它2017年的营收比西班牙、荷兰、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政府收入还要大。所以，大多数国家面对这些大型跨国企业时根本没有什么谈判筹码。主权国家的政府很难监管它，也很难给它制定各式各样的法律，而且这些企业不但可以设法避税，还向各国政府要求租税补贴或其他特殊优惠。

同时，这些巨型跨国企业大多享有寡占或独占的强势市场地位，可以借助其垄断地位来攫取超额的利润，并企图影响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政策与规定，让自己成为政治寻租的巨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义革命、信息革命及超级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全球经济权力空前高度集中，其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当下在世界遍地开花的逆全球化政治，尤其在西方国家内部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为什么？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开始陷入贫穷，蓝领阶层以前的高薪工作早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在经济停滞、收入停滞的边缘挣扎。

图8进一步表明，过去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进得越激进的国家面临的问题越严重。有经济学家说这些问题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中国人抢了他们工人的工作，而是自动化、是信息化，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信息化与自动化不必然一定会抢工人的工作，关键是要看怎么引进新技术。在瑞典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它有各种与劳动相关的法律，还有很多社会规范的约束，所以任何企业在引进新技术的时候，它一定会设法让“机器怎么帮人”，而不是“机器替代人”。这就是社会制度引导技术引进时的路径，但在其他很多国家未必是这样。它们引进机器，就是要淘汰人力。

从平均数来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除瑞典以外，大多数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绝大多数家庭都面临所得停滞的压力。在意大利、美国，80%以上的家庭所得是停滞的，当然还有倒退的，所以今天西方国家的动荡、社会冲突，背后的原因是累积的，是过去35年经济地位与社会结构的一种剧烈改变，对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严重不利。因此，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也是在这个大潮流里崛起，突然之间像泥石流和火山爆发一样，把主流政治人物冲垮。他一上来就搞激进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搞贸易保护主义，退出许多多边体制。所以很多西方国家很担心特朗普对美国过去外交政策中的很多传统、价值观、国际信誉和过去美国亲自打造的国际体系完全弃之不顾。在他激进的单边主义之下，有些国际制度和机制已经完全瘫痪了， WTO（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对欧盟也课征惩罚性关税，对中国就更不用说。

现在美国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是第一大贸易国，这两个最大的贸易国发生经贸摩擦，WTO在旁边一筹莫展，既无法调解也无法劝阻，基本上等于全面瘫痪了。而且特朗普还威胁说WTO根本一无是处，他要带领美国退出联合国架构下各式各样的多边协议，甚至连美国过去主导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基础一跨大西洋联盟——这一与西欧历史联系密切、具有特殊的价值观和文明纽带意义的联盟关系都动摇了。尤其在英国举行公投时，特朗普公然宣布赞成英国脱欧，他的前任智囊班农（Steve Bannon）现在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智库，联络欧洲各国的极右派，继续推进裂解欧盟的政治谋略。德国和法国对他简直完全无法忍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一些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担忧：现在的境况仿佛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