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多元维度评估中国再兴的全球意涵

我们需要从多维度来评估中国再兴的全球意涵。整体而言，中国再兴带动了世界秩序的重组，具体而言有六大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1）赋予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推进力量，让超级全球化的作用与冲击全面放大；

（2）削弱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触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全面转型；

（3）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推进多元现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4）助力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起，全面释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

（5）引导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引领发展中国家修改全球化规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与结构；

（6）加速推动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过渡。

第一，中国的快速兴起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中国也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这一巨大的作用前所未见。因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所以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也就是说它的动员、席卷、渗透力量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化，并且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吸纳进来。几乎没有任何地域或人群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或者是牵引，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影响。中国正是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起到了关键的放大与加速作用，虽然不是“唯一”，但却是最关键的“之一”。

第二，中国的快速兴起，客观上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逐渐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失去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其在安全、军事、金融以及货币领域的霸权，今日的美国与其在苏联解体时一度享有的唯一超强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中国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长期垄断。中国的发展模式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撼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的话语权。中国模式激发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利伯维尔场（Libre marché）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的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能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中国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显示出明显的功效。

第四，中国的快速再兴带动了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起，开启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时代。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它的文化、经济的导向都是朝向前殖民宗主国，这些亚非拉国家虽然形式上独立了，但各方面都难以摆脱对曾经殖民过它们的西方国家的依赖，像非洲长期高度依赖法国，自己的军队与情报人员都由法国培训，甚至自己的外汇储备也都寄放在法兰西银行。被英国殖民过的国家在制度、认同和观念等很多方面依赖英国。长期以来，这些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联系比较薄弱。但是中国的快速兴起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国家而言是一个新的机遇，一方面，它们可以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与互补关系，中国可以协助它们走上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还主动搭建了与各地区的多边经济合作协调机制，把“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全面释放了出来。

第五，对许多亚非拉国家而言，这带给它们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出现一个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通信光纤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的超级基础设施建设能量；第一次一个超级制造业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第一次自己的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是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不事事要求知识产权的保障与回报，也不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为唯一考虑；而且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理解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搞政变。这种历史机遇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如此，中国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换的游戏规则，产生巨大的引导与修正作用，也就是推动世界秩序的重组。最终，中国的兴起必然推动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向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过渡。

所以，西方对中国开始全方位发挥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趋势非常不适应，西方社会精英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与敌意，也是预料中的。欧洲对“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抱有强烈的抗拒心理，美国更是对“唯一超强”地位有强烈的恋栈心态。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在这一报告和随后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把中国与俄罗斯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胁来源，认定中国为“改变现状国家”（revisionist state），指控中国和俄罗斯企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利益相对立的世界，中国试图输出压制的政权。

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建设性交往政策而进行战略转向，其根本原因是七十年来美国第一次遭遇有可能失去霸权地位的挑战。美国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地位，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不允许任何可能超过自己的挑战者出现。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越来越尖锐。这也意味着，中国发展越来越快，面临的挑战也必然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