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就出在，流行观点犯了根本性的理论错误，没有区分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经济学在讲经济增长的时候，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持续提高，是个中长期概念，而经济波动则是指每一年或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会不一样，会有波动。所以，长期经济增长是个生产供给问题，其直接动力就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这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三驾马车”。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因为生产能力落后，提高生产能力当然需要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出口，只是在给定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影响当期GDP增长率的三个需求因素，是用来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不能拿来分析中长期经济增长。

如果做全球比较（如表1所示）就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的消费率长期来看是比较稳定的，但国家之间的消费率差距则比较大。确实，中国在全球差不多是消费率最低的国家，而且一直都比较低。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有全球最高的投资率（年均40%的GDP）和最快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

在表1（按人均GDP增长率由高到低排序）里，我们看不到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也看不出消费率低于什么水平就太低了。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基本都在75%以上（瑞士除外），英美都超过了80%，GDP增长率在1-3%之间，人均GDP的长期增长率基本相似，在1.5%左右（GDP增长率差别更大，主要原因是各国人口增长率不一样，例如美国人口增长率比日本高1个百分点）。

欧美地区之外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经济体之间的消费率差别更大。中国、韩国、越南、新加坡等消费率都相对比较低，经济增长也相对更快。消费率高的发展中国家像肯尼亚、巴西、墨西哥、津巴布韦、菲律宾等，消费率一直都比较高，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人均GDP增长率）也相对更慢。

表1.消费、投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率以及GDP和消费的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那流行观点为什么认为中国的消费率太低了呢？标准是什么？除了上面说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误解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习惯于将中国的各类经济比例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做简单比较，并将发达国家的比例作为标准，这样比下来，中国的消费率当然就太低了，投资率就太高了。但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成熟的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技术进步，而不是靠提高投资率，但是对于一个仍在发展中的经济体，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驾重要的马车。表1数据也能看出，经济增长快的国家，也是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

当然，中国的消费率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低，但我们通常不会以经济落后国家作为比较的基准。假设我们完全不知道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率，而只知道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都比中国高，我们还会认为中国的消费率太低了吗？应该不会，我们更可能会认为，消费率低恰恰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比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快的原因。

低消费的反面就是高储蓄，高储蓄使得中国在不需要依靠外债就能达到很高的投资率，这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是中国为什么增长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如果提高消费率就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穷国了。投资在短期创造需求，长期创造供给，所以如果降投资降杠杆，经济增长怎么可能不下行呢？

更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牺牲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表1也显示，中国同时有全球最快的消费增长速度。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经济增长是最快的，经济增长带来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带动消费增长。因此，长期来看，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带来消费增长，而不是消费增长带来经济增长。

流行观点的错误就在于用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框架来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才会认为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不足。但另一方面，流行观点又将中国较低的消费率看成是当前经济低迷的原因，然后又用长期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收入分配不均、工资收入占比过低等等来解释为什么消费率低，进而提出要通过改变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来提高中国的消费率，推动中国经济的复苏。

我和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估算过，中国的消费率在一些年份有可能被低估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的消费率并不如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低【5】。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消费率仍然比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低，而且已经低了40年了，不可能只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拖累经济增长。况且，即使要改变收入分配和福利制度这类结构性因素，那也是长期的工作，不能解决当前消费量不足的问题。

全球来看，绝大多数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消费率都比较高，远远超过中国，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难道这些国家经济发展都很好吗？收入分配都很均等、社会福利都很健全吗？当然不是。消费率相对较低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中国长期发展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文化的产物【6】，而不是政策或者制度因素造成的。

七、宏观政策既要增加消费，又要稳住投资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必须区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波动，相应地，我们也要区分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长期政策是常态化的政策，是长期要坚持的政策(如市场化改革，改善社会福利，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技术进步等)。短期政策则是非常态的政策，取决于经济形势，如果经济过冷，就要刺激需求，经济过热，就要控制需求，这就叫“逆周期调节”。 宏观调控政策就属于短期政策。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指望长期政策来解决短期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将短期政策(如刺激需求)当成长期政策。

但是，有些经济学家寄希望于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当前的需求不足问题，而不赞成所谓的“放水”、“刺激”这类短期政策。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当前不是放水过多，而是旱情严重。

经济下行时，几乎一定是消费和投资都下行，所以，宏观政策不是在刺激消费还是刺激投资两者中选择一个，而是必须双管齐下，既要增加消费，也要稳住投资，尤其是房地产的投资。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不是消费率太低、投资率太高，而是总需求不足，是消费和投资需求都不足(即对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需求都显著小于生产能力)。宏观经济政策要影响的是整个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总量，而不是消费或者投资的占比。

也有评论者说，需求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和市场主体信心的不足，短期刺激政策不能解决信心问题。但市场主体的信心既是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同时也是经济持续下行的结果。通缩时间越长，信心就越是不足，经济也就越是下行。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超常规的宏观政策来打破这种负循环。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继续通过大搞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已经是过时的办法，但也有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认为中国在改善基础设施上其实还有相当的空间。然而，在当前讲求投资效益、问责机制严格的环境下，即使有扩大基建投资的政策和资金，也很难像2008金融危机之后那样得到迅速有效的落实。所以，刺激消费很可能是当前形势下刺激总需求的最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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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消费作为一项主要的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其目标是要增加当前消费的总量，而不是提高长期消费率。在任何时候，消费率加上投资率都接近100%（见本文第二节），增加消费率，就意味着要降低投资率，在短期内就意味着降低投资的增长率，甚至降低投资的总量，这怎么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呢？

增加当期消费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中央财政出钱大规模发放消费券，而不仅仅依靠靠增加特定人群的社会福利和收入。增加特定人群的社会福利和收入，如适当提高退休金和城镇居民养老金水平要做，但这属于长期政策，当年增加的支出非常有限，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刺激消费。近两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也发放了一些消费券，有一定刺激效果，但是规模都太小，杯水车薪。另外，全国范围内耐用品“以旧换新”政策也有一定效果，但只有两三千亿元的预算，对整个经济影响有限。中国当前消费需求与供给能力的缺口有数万亿元，所以我建议全民发4万亿元消费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