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信息源数量的限度？

大湾区评论：近年来，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一直在尝试建立可以针对海外人群、具备一定粉丝规模的自媒体账号，但收效甚微。很多海外自媒体账号的从业者都体会到，当下美国已经大幅加强了对中国自媒体账号和相关网站的打压。很多新兴的、希望为中国发声的自媒体账号遭遇限流、推广受限几乎是常态。俄乌冲突时美国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封杀或限流了几乎所有俄罗斯媒体账号，这件事情我们仍记忆犹新。

根据您刚才分析，基础人群的数量和信息源的数量超过一定限度后，其实是可以突破互联网平台的遏制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突破信息源数量的限度？突破的方法又是什么？

郑永年：有这种担忧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还在按照传统舆情思维看待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舆情战。互联网时代的舆情战中，起核心作用的舆情信息很多时候都没有和最早发出这个信息的信息源绑定，而是存在大量的信息源对其进行长期的广义引用。这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要简单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厘清两个点：第一，中小时政类，财经类网络意见领袖的日常工作状况；第二，什么是自媒体信息的广义引用。

大量的时政类中小意见领袖，其实都是极小的团队，甚至就是一个人的工作室。但是，由于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信息的实时性热度和流量的相关性，每个意见领袖都必须尽快针对热门事件发声，尽早推出自己的内容，以求获得更多的流量。因此，海量的中小意见领袖真正的工作其实就是伪装成一个财经类、时政类专家，靠阅读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正的专家著作，然后针对目标人群加以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进行二次创作。

很多中小网红由于水平的限制，可以说仅仅是拙劣的抄袭，甚至还有大量的账号根本不去直接阅读真正专家的著作，而是快速跟进其它自媒体意见领袖制作出来并被市场验证的内容，进行修改加工。相信一部分读者在中文互联网上已有深切的体会，大量中小时政和财经网红针对热门事件的评论几乎都是雷同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注重品质的网红或意见领袖会做出高质量的二次创作。这部分互联网自媒体创作是有着高度针对性、高度细分人群适配的创作。例如，同样是阐述金融概念，针对高知人群，互联网自媒体人一般会从严谨和专业的角度直接用数学公式描述，但是，针对普通大众的自媒体就会用实际的案例进行举例，对相关概念做简化，哪怕这会导致准确性的降低。

无论是低劣的抄袭，还是有品质的二次创作，在互联网舆情领域都统称为广义引用。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作者，斯蒂芬·沃尔特（左）与米尔斯海默（右）

我刚才提到了一个案例，由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撰写的著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这本书详细地阐述了犹太游说集团的运作机制与其对美国外交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本书里的很多观点在2005年左右就在其它相关著作中出现。在本次围绕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之前的十多年间，但凡美国遇到中东外交的困局或失败，全球数以十万计的反对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中小时政类网红，大部分都会对这个著作里的观点进行广义引用。

该书的作者在本次巴以舆情战中，并没有直接参与动员任何形式的针对以色列和犹太财阀的舆情攻击。事实上，他们无论直接参与本次巴以舆情战与否，这些学术研究成果都由于其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良好的解释性和高准确度的前瞻性，对本次巴以舆情战中西方高知人群的舆情起到了核心的贡献。

面对理性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舆情逻辑和非理性人群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十分在意内容的前瞻性、准确性，也会有意识地通过复盘，不断地选取高质量的内容源。因此，目标粉丝为高端人群的数以十万计的时政、财经类中小博主，都在不断寻找优质的内容源。谁能输出优质的、对己方舆情有利的内容源，这部分高端人群的舆情里，就会长期拥有对应的信息源数量优势。

中国要突破美国的舆情战，信息源的建设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针对目标人群，如何输出一个对中国发展乃至世界发展有效的分析框架，以及一套良好解释性与预测性的原创理论。通俗地说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过去数年间对海外宣传的建设，过多停留在建立账号的粉丝数量、浏览量等简单的指标上，对真正舆情战所要考核的关键指标，如核心内容的广义引用量等概念了解不足。

我们要认识到的是，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美国的舆情战看似可怕，实则不然，中国有能力打赢这样的舆情战。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