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0月以哈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再次成为全球焦点。这轮冲突不仅发生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也发生在各国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的力量之间。

近期在互联网上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多元化（例如TikTok的广泛使用），西方精英控制舆论的“神话”被打破。例如，以哈冲突之初，西方主流媒体按照惯例支持以色列。然而，惯用的舆情控制手法没能限制住多元短视频平台将真相带到民众的面前，大量西方民众都在谴责以色列对平民的攻击，揭开了西方媒体精英的虚伪与双标。

在此背景下，“大湾区评论”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受访者/郑永年】

社交媒体只是工具，有效性取决于如何使用

大湾区评论：随着TikTok这样的并非完全由美国掌控的新兴互联网平台的崛起，西方精英对舆情的控制力是否已经开始变得虚弱乏力了呢？如果中国能凭借TikTok冲破西方舆情的封锁，是否会引起西方对TikTok更进一步打压和封杀？

郑永年：这种结论显然太过简单化。在俄乌冲突之前，TikTok就已经是欧美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但在俄乌冲突期间，TikTok却并没有在欧美民间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战国家呼吁和平的主流声音有效地呈现出来，也无法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极限舆情战。所有社交媒体都只是工具，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如何使用。

TikTok是当前最为主流的大众短视频平台，并不完全受西方资本和政治精英的直接掌控。它的确有效地引导巴勒斯坦的舆情，但同时也因为没有删除相关视频而承受了来自美国政治势力的压力。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其它几个受亲以色列资本和政治势力影响或掌控的互联网平台，也出现了大量的亲巴勒斯坦或反以色列资本的内容。

时政舆情行业内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判断，即便TikTok实施和Facebook等互联网平台同等强度的删帖与遏制的手段，整个西方民间依然会出现亲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舆情。类似当年美国建制派权贵联合打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情况——“封杀”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但支持特朗普的舆情依然没有根本上的转变。

在本次以哈冲突的舆情战中，美国亲以色列资本和政治精英对舆情操控失败。其原因是相对于亲以色列精英所控制的传统舆情力量，亲巴勒斯坦与反以色列的舆情力量在互联网时代的西方舆情体系里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只是这种优势在传统的舆情视角下，被很多人低估了。

10月16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人们从遭以色列空袭损毁的建筑废墟前走过。（图/新华社）

在当下的舆情战中，互联网平台上信息源本身及其数量在用户心中的信任度是具有决定性的。互联网平台只有间接的掌控权和有限的限制力。在传统媒体时代，大型传媒机构垄断信息源，谁控制了为数不多的大型传媒，谁就掌控了民众几乎所有可见的信息源。而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网络平台将此权利让渡给了平台上每一个可以发布信息的传媒机构、网红群体，甚至是普通个人。

在时政舆情领域，每一个可以被影响和调动的可发布或传播信息的账号统称为信息源。舆情战中，发布偏向某一方内容的信息源数量越多，信息源的分布越广，同等条件下这一方的舆情优势就越大，互联网平台遏制起来就越困难。

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最大特点是真假难辨。如果要想鉴别信息的真伪，即便是专业人员都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因此，民众对信息源的信任度就成为另一个决定舆情战胜负的重要维度。

经验地看，普通民众对于信息源的信任度一般分成四个级别：第一，民众直接认识并且信赖的亲友的账号，占据信任度的最高位（民众亲友发布的一手信息往往被等同于真实本身）；第二，如民众关注和信任的政客、意见领袖（民间俗称网红）等账号发布或者转发的信息；第三，民众关注或者熟悉的传统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的信息；第四，信任度排名最低的是用户关注度低的账号所发布的信息，或由平台的推送机制推到用户面前的自由信息。

本次舆情战中，西方民众中存在大量的亲巴勒斯坦人群和反对支持以色列财阀的人群。因此，亲巴勒斯坦和反亲以色列财阀的舆情势力，在信息源数量和信任度上完胜支持以色列的舆情势力。

在过去10多年间，中东移民和穆斯林人群在欧洲和北美洲中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长，促使西方民间亲巴勒斯坦的社交媒体账号数量巨增。尤其在整个欧洲，穆斯林的人数是快速增长的。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截至2021年，法国、德国、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在6%至9%之间。在欧洲，15岁以下的穆斯林占比为27%左右。如果只统计欧洲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这个比例将会更高。2021年，在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穆斯林占小学儿童的近半数，布鲁塞尔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

这些中东人群或穆斯林人群成了西方民众中天量的信息源，相比于犹太裔族群，其数量占绝对优势。这些群体很容易通过社群、人脉、对故乡相关的网红等各类渠道，浏览到大量的巴勒斯坦民众的悲惨图片和视频。同时，这些亲巴勒斯坦的人群也能直接接触到大量西方的普通民众。他们直接发布、转发或者通过互动散播的信息，能够有效地在西方基层民众间传播开来，让西方的普通民众看到、感受到，并且相信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

面对这种天量的信息源，支持以色列的资本通过各种手段对互联网巨头进行了施压，并企图在公共舆情上对反以色列势力和亲巴勒斯坦势力进行扼杀。但由于互联网舆情的特性，这种遏制难以奏效。这类信息在实施了大量删帖的互联网平台也有程度不同但足够广泛的传播，大家从欧美民间声势浩大的游行中可想而知。

10月21日，在美国芝加哥，人们参加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图/新华社）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用户，互联网平台能完全掌控的信息源，其实只有信任度最低的自由信息部分。用户和自己通讯录里的亲友联系，很难受到平台的限制，除非平台大面积封禁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内容。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互联网平台会针对自己的用户启动大面积的交流限制，因为这对互联网平台来讲等同于“自杀”。

平台对信息控制的日常操作相对有限。当大量需要限制的信息出现时，传播这类信息的账号数量（信息源）也突破了相关极限，互联网平台的控制力就会显得极为苍白。在本次针对巴以冲突的舆情战中，力挺巴勒斯坦的信息源数量，就被认为是突破了一个平台可以扼杀的极限。

作为对比，俄罗斯裔人群在西欧、北欧以及北美各国的总人数约为法国一个国家的穆斯林人群的十分之一。因此，亲俄罗斯的舆情在西方社会缺乏信息源，不占客观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