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由于当下互联网时代政治动员的逻辑，更多的新兴政客、新兴意见领袖站在亲巴勒斯坦或反对以色列及其背后资本的一方。这与亲以色列资本对舆情的掌控力最强的70至90年代有了根本的不同。

政治势力难以操控或者没有全力操控舆情，也与西方的选举政治有关。

西方政客竞选的逻辑是在进行竞选时必须获得比对手更多的选票才能胜出。因此，政客通过媒体对目标选民宣传自己的政策、承诺为选民争取利益是竞选的核心事务。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兴起之前，一般的政客无法针对种族或传统社会的边缘人群（如LGBTQ）进行精准的宣传。政客们只能依赖传统的大型媒体进行宣传。

由于非精准的传统广告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传统的大型商业媒体（电视，报纸等）往往都针对西方社会占比最大的中产阶级进行运营。因此，不同党派、持不同政见的政客的共同特征是围绕中产阶级来制定主要政策。维护中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或者至少不得罪中产阶级，成为了西方政客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也是西方中产阶级人群占比最为庞大的时代。

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对于用户来说，平台的使用是免费的，不同的种族、社群、少数边缘群体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免费的媒体、交流社群和发声平台。大众民主时代奉行几乎无门槛的一人一票制度。选票成本就从底层逻辑上促进了认同政治的兴起（认同政治的兴起还有其它原因，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相比于争取相对更为理性、具有长期思维的中产阶级，争取传统社会边缘人群会更为高效。

一个政客要说服一群中产阶级认同他在发展当地经济上的政策，可能需要大量的准备和协调众多商业资源。根据业内统计，在纽约这样的核心城市，针对中产阶级的国会议席选票成本可以高达上百美元一张。选票成本类似于国内互联网从业者熟悉的获客成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宣传目的是让目标人群投票，后者的推广目的是例如让目标人群下载app并成为有效用户。但一个政客争取同性恋群体的支持，可能只需要公开表示支持通过关于同性恋可以自由选择进出入男女厕所的法律即可。在种族维度上，只要尊重一个少数裔的习俗、宗教，甚至是按照少数裔的风格打扮，然后再为其争取经济上的福利、改善经济状况，政客就可以相对容易地俘获这类选票。

因此，政客本身和参与政治、协助政客获取选票和政治影响力的大量网络舆情领袖，都会针对传统社会边缘族裔、边缘人群大搞认同政治。国内很多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美国“0元购”运动，其实就是政客们通过立法慷他人之慨、获取边缘人群选票的丑恶政治伎俩。

支持以色列的资本和政治精英缺乏这种新兴的认同政治势力的支持。

在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客们争取选票的基本盘是占全国7成人口比例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更为敏感的是国内的税收政策、商业环境、公共法令等；相对不敏感或者容易受传统媒体操作认知的，是离他们较远、相对普通民众更具专业辨别门槛的海外外交政策。

亲以色列的资本通过直接投资、捐赠、赞助等手段，凭借雄厚的财力，控制了主要的媒体、影视文化产业（例如好莱坞）、关键性的智库，以及在民众有着良好口碑的顶尖学术机构。通过这种控制，塑造了对以色列极为有利的大众舆情环境。同时，亲以色列资本通过游说、竞选资金等手段直接支持政客的竞选。

亲以色列资本控制的知名影视文化产业——好莱坞

由于公共舆情对以色列有利，而犹太资本的财力在美国几乎没有其它团体能出其右，因此，在这套运作模式趋于成熟的70年代起至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兴起前，政客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会选择推行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这种策略对政客来说，经济资源收益极大，对公众的政治负担极小。

正如刚才所分析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政客们和参与政治的意见领袖们开始大搞认同政治，同时，舆情也不再由极少数大型媒体所掌控，而是让位给了大众自媒体。对于要争取穆斯林少数裔，和反以色列的相关少数裔或边缘人群（由于犹太人的商业地位和行事风格，他们长期被处于经济上劣势的边缘群体所仇视）的意见领袖和政客来说，支持以色列和其背后的资本不仅不再是政治负担极小，反而是可以摧毁其政治资本的行为。

因此，虽然政客们因为忌惮亲以色列资本的财力，没有做出不利于以色列的行为；而大量的网络意见领袖，尤其纯粹凭借社交媒体兴起的新兴的中小意见领袖，却因为要保持其认同政治下的影响力，开始力挺巴勒斯坦，或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色列。

综上所述，在本次舆情战中，支持以色列的资本在信息源的数量和信任度上都输给了亲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舆情势力，因此，以色列在本轮的舆情战中完全没有了传统传媒时代的舆情掌控力。

值得注意的是，亲以色列的资本在本次舆情战失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反应。近日很多媒体都在报道，美国犹太亿万富豪巴里·斯特恩利希特（Barry Sternlicht）正在号召进行反哈马斯媒体战。斯特恩利希特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向众多犹太富豪筹款，预计筹集资金将达到5000万美元。另一位犹太富豪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舆情反击。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豪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提出让哈佛大学公开参与亲巴勒斯坦学生组织成员的名单，并表示要对这类学生不录用，随后一众亲以色列的富豪都附和了这一提议。

这些反击的思维和手法，依然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舆情战范畴。有证据表明，这类手段的效果会适得其反，即便是长期和亲以色列资本关系密切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亨利·萨默斯，也公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委婉表达了对阿克曼等犹太富豪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