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日常的伦理审查工作主要是由机构内置伦理委员会来进行的。这些伦理委员会虽然都有多个学科的以及机构外的成员，但它们长期与某个特定机构合作，难以避免地产生利益耦合，无法避免利益冲突。

美国法律只强制要求直接或间接受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设立伦理委员会，但许多行业协会和私营机构也纷纷设立了伦理委员会，以向公众展示自己是负责任、讲伦理的、值得信任的。然而，不断曝光的伦理和法律事件，无论是Facebook泄露数千万用户信息，还是杜克大学最近因其雇员使用伪造数据而支付1.1125亿美元与美国联邦检察机关达成和解协议，都显示出机构内置伦理委员会的无效性。

与Facebook一样，谷歌是一家吃数据饭的企业，不断卷入各种滥用个人数据的丑闻。虽然谷歌以“不为恶”（Don’t be evil）来自我标榜，但它的商业模式注定它不可能不为恶。用哥伦比亚大学网络法专家吴修铭教授的话来说，此类商业模式的实质是“创造出了一种智能工具，用以说服为数众多的人为了很少的一点儿娱乐和便利而交出如此之多的个人数据。”而且，一旦个人交出了这些数据，她们便无法再控制这些原本专属于个人的私密数据。

作为大数据掌控者，谷歌等企业每时每刻都在以公众并不知情乃至知情后会大惊失色的方式利用着海量的个人数据。但无论是谷歌还是Facebook的CEO们更加善于用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公共形象，隐藏自己“不可告人”的骚操作。

扎克伯格在国会山出席Facebook滥用数据的听证会（图片来源：网络）

美国企业的伦理立场选择遵循的是商业逻辑而不是伦理学逻辑。这一点在苹果与谷歌和脸书对待用户个人数据的不同态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与谷歌和脸书不同，苹果是一家做产品而不是做数据的企业，而它的产品是主打隐私牌的。

比如，苹果公司曾经因拒绝政府要求披露用户信息而获得自由主义者们的普遍赞誉。2015年12月2日，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了美国本土自911之后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赛义德·法鲁克（Syed Rizwan Farook）和塔什芬·马利克（Tashfeen Malik）在开枪射杀14人、射伤20多人后被警察击毙。联邦调查局查获了法鲁克的iphone手机，为了获得犯罪调查和反恐所需要的信息，它在获得法院授权的情况下向苹果公司发出了解锁该手机的要求。但苹果公司拒绝合作，公司总裁蒂姆·库克还在公司网站上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联邦调查局的要求“破坏了我们的政府旨在保护的那种权利和自由”。

对苹果公司而言，这是一次成功的公众形象宣传。而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公众的生命安全而言，这显然不是件好事。这个例子也凸显出，对企业而言，决定伦理选择的是商业模式。

与谷歌试图通过建立伦理委员会来美化公司形象不同，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指导原则》更具有实质意义。实际上，这是欧盟对待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一贯政策的体现，与去年五月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体现着一样的思路，即防御美国和中国科技产业巨头对欧洲的“数字殖民”。

最早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企业由于累积了最多的用户数据而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而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亚、非诸国和“新大陆”如何沦为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欧国家的“殖民地”，这是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历史，而今天的数字革命又正在造成新一轮的洗牌。为此，欧盟和法国都专门委派专家小组起草了相关报告，旨在谋划欧洲在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战略布局。

错过“先发优势”的欧洲担心来自中美的科技产业巨头的“数字殖民”（图片来源：东方IC）

法国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和议员西德里克·维兰尼在他领衔起草的报告中写道：“对法国和欧盟来说，涉及人工智能的数据政策必须以主权独立和战略自主为目标而加以设计。一开始，其间的平衡必然是十分脆弱的，目标的实现需要领导者的远见卓识。但这是法国和欧洲发展人工智能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变成中国和美国巨头的‘数字殖民地’。”

维兰尼报告所提到的“数字巨头”包括美国的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和微软（GAFAM）以及中国BATX（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至于他为何偏爱小米，而没有将显然更具实力的华为列上去，就不得而知了。

该报告主张法国政府和欧盟应当在整合数据资源、资助人工智能研究、打造人工智能品牌产品方面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发展人工智能是主权国家的当务之急，”这是维兰尼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伦理标准为国家利益服务是这篇报告的主要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