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更不用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独》给1980年代的中国作家带来的冲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坦言自己和马尔克斯“搏斗”了多年。当然，莫言只是借用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与技法。而正如书中马孔多屠杀所集中体现的，殖民主义、霸权和反抗，是深嵌在《百年孤独》中的主题。

对于1980年代急于“走向世界”的许多中国作家来说，《百年孤独》激发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文明的绝望感，甚至20世纪的中国革命也被他们纳入了对于历史轮回的想象之中。而到了21世纪，全球政治与经济版图的变迁，让我们越来越能看清，我们经历的绝非一场轮回——没有20世纪的中国革命，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吸引全球注目的经济崛起，也不会有今天美国统治精英对其全球霸权失落的深刻恐惧。

在今天，1980年代“走向世界”的问题意识，有必要获得新的发展。关键的问题是“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需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打破既有国际秩序的霸权结构对于发展权的种种不公正限制，而这意味着中国自身主体性的某种更新。

二战后的日本思想者竹内好曾从主体性塑造的角度立论，倡言“以亚洲为方法”。在他的视野中，“亚洲”代表着一种“抵抗”的主体性，而不是一个地理性的实体——因此，古巴也可以属于“亚洲”，而以色列则不属于“亚洲”。类似地，可以说拉丁美洲代表着这样一种主体性：其内部包含西方文明的许多因素，却又受到现实的西方尤其是美国霸权的压迫；它不断地进行着抵抗，探寻新秩序的可能性。尽管尚未走出一条很成功的发展道路，但它的探索与抵抗本身就是对这个霸权秩序的不公正性的揭示。正如拉丁美洲的“结构经济学”在中国激发“新结构经济学”，拉丁美洲思想者对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的思考，很多是相当深刻的，恰恰可以和中国的思想者形成“接力”关系。

当然，在日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回应：强调对霸权的抵抗，也可能带来受制于霸权所设置的议程的结果，因而走向一种相反的一元化秩序想象。这正是沟口雄三对竹内好进路的担忧——竹内好对中国近代以来道路的肯定，将日本置于反思对象的位置之上。而沟口自己的“以中国为方法”，则试图用中国前殖民时代的历史经验和原理，来理解和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变化，通过一个特殊的中国，将西方特殊化，从而展示出世界的多元图景；在这样一个多元世界中，日本也能获得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

而我们无须过多卷入这些争议细节之中。竹内好的视角将古巴与“亚洲”关联在一起，这正好提示我们，中国一度大力倡导的“亚非拉”认同具有多么强大的思想力度。在反抗世界的霸权结构方面，中国与拉美有着相通的历史记忆和共同利益，拉美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考和实践，是中国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重要参照。

在原住民文明被殖民主义摧毁的拉美，像沟口雄三研究中国那样挖掘前殖民时期的历史经验和原理看起来是极其困难的。但我们可以梳理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历史的层层累积，在其中可以看到，一些殖民主义的因素后来被转化为反抗的资源。比如，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传教士曾经在殖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今天神学可以转化为批判霸权的资源。拉美共产党人在处理与天主教的关系方面，有着许多独特实践。而经历过拉美“解放神学”熏陶的方济各，已经成为天主教世界的教皇。在这方面，中国与拉美恰恰能够互为镜鉴，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彼此社会实践的强烈共时性。

6月24日，人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秘鲁库斯科参加“太阳节”庆祝活动。新华社/法新

无论我们通过美国还是拉美，认识世界和自我都是可能的。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或许可以直观地认识到支配的快感，让认识者或认同既有的支配结构，或生长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然而，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一厢情愿地认同和寻求“融入”既有的支配结构，并不会获得霸权力量的接纳；而如果寻求对霸权力量的简单替代，不仅会遭遇反击，更无法得到既有支配结构下被支配者的认同。

相比之下，取道拉美而认识世界和自我，也许更能接近世界的真相——而这不过是20世纪历史已经揭示的一个道理：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于“第三世界”；只有当中国与全世界大多数民众站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可能凝聚起足够的力量，突破支配体系的“薄弱环节”。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并不会重复自身，但会押韵。一个片面寻求“融入”支配体系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更为自觉地建设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时代已经开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刚刚落下的韵脚之处，与拉丁美洲重新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