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永乐】

如果不是因为写作“门罗主义”全球史著作《此疆尔界》的机缘，我也许很难真正从心灵上“重逢”拉丁美洲。17年前，我曾经在洛杉矶的“小哈瓦那”回声公园（Echo Park）居住一年，每天穿过熙熙攘攘的讲西班牙语的人群。我知道那些古巴流亡者可以与美国的“历史终结论”者发生什么样的共鸣。但对于“门罗主义”话语和实践的思考，让我意识到，拉丁美洲的谚语“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背后有着多么痛切的历史体验。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西半球霸权在一个多世纪中从未动摇过。美国的军事霸权、金融霸权、技术霸权牢牢钳制着西半球。不仅如此，用一位拉美国家高级外交官的话说：“美国更像是梵蒂冈，你很难被其接纳，你必须遵守很多规则，而且还要去忏悔，但你仍有可能会受到诅咒，而不是去往天堂。”这显然是一个充满天主教色彩的类比，美国绝不仅仅是一个世俗权威，它经常祭出自己的正当性原则，不断质问拉美国家，并要求其“忏悔”。

今年6月，美联社报道称：“拜登是在分裂的美洲峰会上寻求共识。”

要理解被殖民者长期称为“西印度”的拉丁美洲的处境，不妨将其与殖民者眼中的“东印度”即东南亚地区做一个对比。

西班牙和葡萄牙16世纪就在这两个区域建立起稳固的殖民统治，后来又有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者加入。在两个区域的不少地方，发展出了类似的社会经济特征，如大庄园、大地主和天主教的强大影响力。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比东南亚要早一个世纪，但两者的历史境遇大大不同。由于地处冷战前沿，不少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得到美国的扶持，同时也获得日韩制造业的带动。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东南亚国家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和产业合作，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在地缘政治上，很多东南亚国家也是“左右逢源”获取资源。

而19世纪以来，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经济上先依附于英国，后依附于美国。二战后，随着美国霸权的进一步巩固，拉美各国受其影响程度也逐渐加深。如巴西在1960—80年代一度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实行贸易保护，吸引外资在国内建立工厂，然后补贴中产阶层购买国产工业制成品，以期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19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国际借贷利率较低的情况下，巴西大幅举债，扩大公共开支。然而美联储从1979年开始加息，国际资本大量流出巴西，导致债务危机爆发。至1990年代，巴西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还处于保护期的许多本国工业企业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纷纷垮掉，大量国有工业企业被私有化，公共服务大幅削减，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21世纪重新上台的左翼政权走上了依靠出口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补贴穷人以拉动消费市场（同时也保证选票）的道路，但这样就缺乏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尝到社会福利甜头的劳动者也很难再安于枯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由于拉美政权无法避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巨大影响，一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外资撤离，财政收入暴跌，政治动荡也就接踵而至。而政党轮替通常意味着经济政策的大幅震荡。最近拉美的政治钟摆再次向左偏移，但只要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恐怕拉美就很难摆脱这种充满动荡的政治周期。

巴西候任总统卢拉当地时间11月10日在巴西利亚与政治盟友举行的会议上，谈到巴西正与饥饿作斗争时当场落泪。

拉丁美洲没有成为“世界工厂”，更谈不上进一步升级为“世界实验室”。与东南亚相比，它的制造业要更加薄弱，在互联网等新兴领域，拉丁美洲更是美国跨国企业的天下。即便部分拉美国家开始在大国之间搞平衡，也没有东南亚那样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国在拉美的霸权是相当稳固的，缺乏扶植拉美经济的动力。拉美国家如果触动美国资本的利益，其结果或是政党轮替、经济政策转向，或是像古巴和委内瑞拉那样被长期制裁，经济外向发展空间严重受限。

尽管如此，拉丁美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秩序的本来面目，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主体性所在。以西方殖民者为中介，中国在明代就与拉丁美洲发生经济关联——大量美洲白银的流入对于中国内部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深刻影响，美洲农作物的传入更是影响深远。但中国与拉美的直接交往要等到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