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奴隶制后，一些拉美国家偷运华工填补劳动力缺口，而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往往从华工问题开始。如1874年，中国与秘鲁就华工问题展开磋商，签订《中秘友好通商条约》，但由于两国围绕在秘华工保护存在分歧，直到1909年才完成换约。甲午战争之后，在对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恐惧之中，像康有为这样的精英人士还产生了华人大规模移民巴西、再造一个中国的想法。同时，由于美国“排华”的影响，很多在美国的华工也转往拉美，而他们劳作的种植园有许多是完全掌握在西方资本家手里。正因如此，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华工往往和拉美本地底层民众并肩作战，共同争取政治经济独立和自主。

接下来，中国人对拉美的认识进入政治制度层面。1906年，康有为曾经在墨西哥的托雷翁设立华墨银行，投资有轨电车，并一度想前往巴西考察。1911年，墨西哥先于中国发生革命，反政府武装攻入托雷翁，洗劫了华墨银行，并杀死大量华人，其中包括康有为的族人康同惠。而这为康有为对于共和制的负面看法增添了新的材料。在民国初年，康有为不断撰文论证共和制会造成种种不稳定和动荡。为此，他不得不将美国处理为一个例外，即认为它能行共和制而保持稳定，只是因为存在一些特殊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共和制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康有为的这些批评意见就很少有人追随了。但可以说，由于康有为的介入，在美国与拉美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中国的起步丝毫不晚，尽管此后缺乏持续跟进。

一战之后，随着“觉醒年代”的到来，中国的进步人士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框架里，认识拉美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历史，并产生深刻的共情。1949年之后，中国更是大力支持全球的反帝反殖革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

1960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智利文化教育界人士时提出：“美国有门罗主义，而你们拉丁美洲应该有个新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不让人家干涉，自己团结起来，完全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周恩来总理建议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其重点就在于拉美国家建立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自主地与其他国家展开经济交往，摆脱美国的控制。

19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1980年代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但与此同时，中国与拉美交流中的经贸分量，也在不断加重，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边经济合作更是有了长足进展。

这些历史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当代中国主体性的构成。中国有着非常完整和系统的、从未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在近代是少数未完全沦为殖民地的非西方国家之一。中国通过深刻的社会革命，重新获得独立自主，走出了一条“自主性开放”的道路。而拉美的前西方文明已经基本上被毁灭了，现存的拉美文明主要是殖民之后的发展。

在拉美许多国家，欧洲移民、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居民的混血程度较高。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强调的，在殖民地时期，欧洲移民的后代克里奥尔人（Creole）已经发展出与宗主国不同的民族认同。但西方性一直存在于拉美的血脉里，其主要语言与主导性宗教都来自西方。无须期待拉美摆脱这种“西方性”，因为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先。真正重要的是，拉美能否在政治经济上摆脱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支配和压迫，为自身多元因素混合而成的传统获取自由舒展和生长的空间。

拉美在思想上所贡献的最为深刻与普遍的成果，大多与对霸权的抵抗有关。在认识层面，拉美思想者对西方的各种“辉格派史观”进行祛魅——这种“辉格派史观”认为西方的繁荣源于其内在制度的优越性，而制度优越性又可以追溯到其遥远的文明源头。

自1980年代以来，这样的叙事模式对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影响深远。但拉美学者集中审视内外关系，指出其殖民宗主国的富裕，首先并非因为制度和道路有何内在优越性，而是凭借强大的暴力，在外部进行剥削和压迫，汲取了额外的财富，从而改变了自身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殖民地依附于宗主国的局面一旦形成，即便照搬那些所谓“优越”的制度，也无法摆脱依附和不发达的状态。

著名的“依附理论”就源于拉美思想者的探索，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弗兰克（Gunder Frank）、卡尔多索（F. H. Cardoso）、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等学者均有深刻贡献，后来又有阿明（Samir Amin）这样的拉美以外的第三世界思想家加入。而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通过综合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创立世界体系理论。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结构主义发展观虽然没有促成拉丁美洲国家摆脱不发达状态，但在第三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家正是在普雷维什的结构主义发展观的基础上，推进“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设。

在政治层面，墨西哥学者海因茨·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个口号被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接过去并进行新阐释，一度对拉美的新自由主义产生强大冲击。在“21世纪社会主义”口号之下，查韦斯发起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后改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抵制美国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巴西学者、政治家昂格尔（Roberto Unger）引领了美国的批判法学运动。

拉丁美洲也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基座所在，许多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参与了这个论坛的讨论。拉美丰富的民粹主义运动也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成果。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欧洲与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阿根廷思想家拉克劳（Ernesto Laclau）对民粹主义的解析，获得了全球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