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在于秉持“中道”。《中庸》有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而要做到“时中”，需要根据时势的变化而自我调整。《周易•系辞》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中国革命中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继承了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并加以发扬光大，而革命战争锻造出来的新制度更是强调治理方式与具体的时空条件的匹配，强调准确把握每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与时俱进，因地制宜。

简而言之，中国的治道从来不会将“普遍性”寄托在静态的制度结构上，更不会对某种静态的制度结构的全球推广有什么传教式的狂热。我们可以坦然承认，中国的具体治理方式只是世界上无数治理方式中的一种，甚至还会善意地提醒其他国家，对中国治理方式的借鉴要看具体的社会条件。

对中国而言，如何达致“时中”的智慧，要比在此过程中所使用的种种具体的制度和治理方式重要得多。不加“灰黑滤镜”或“美颜效果”，不陷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实事求是报道和研究各国的抗疫经验，恰恰是达致“时中”的内在要求。

讲述如何达致“时中”是困难的，而用某种静态的制度结构作为“普遍性”的标志，却是容易的。但如果我们不探索以更为简明的方式讲好“时中”的故事，就可能在国际舆论场上，长期无法扭转受简单粗暴的“普遍性”论述压制的局面。

四、“以快打慢”与“积极遗忘”

尽管主流西媒拒绝将中国视为普遍性知识的来源的报告与评论方式，在其国内具有实践上的消极后果，但从短期的“舆论战”的角度来看，西媒“无限转进”，在针对本国民众的宣传上未必是失分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西媒在时势的变换之中，“出招”的速度远快于中国言说者的回应。它的“拳法”也许是凌乱的，它的论述也许经常是自相矛盾的，但在单位时间内“出拳”更多，制造了更多信息和话语的泡沫，充斥着国际舆论界，甚至影响了许多与中国有紧密合作关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

通过“以快打慢”的策略，进攻者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攻击同一个目标，以探索有效的进攻点——比如说，在报道中国的“动态清零”实践的时候，不是关注中国的严格防疫究竟避免了多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是最终将镜头聚焦于个别防疫人员对于宠物的简单化处置，从而渲染中国抗疫实践的肃杀之气，防止本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抗疫方式产生肯定和向往。

CNN相关报道截图

在某种意义上说，“无限转进”和“以快打慢”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强调“快”，要求在短时间之内做出明确判断，所以它经常把话说得过满，没有给自己留下解释的余地，时势变化之后，只好装作自己没有说过之前的话，重开一局。

“以快打慢”的代价就是经常需要“积极遗忘”。但只要受众是健忘的，只要报道者和评论者在后续的报道和评论中始终关注如何顺应受众的情绪，这种策略似乎屡试不爽。

对于中国的观察者而言，我们从小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太能够接受这种充满“积极遗忘”的“无限转进”。但是，国际舆论形势瞬息万变。在表达我们对于“无限转进”的基本态度之后，我们是否也能够从西媒的“以快打慢”中获得某些启发，从而思考中国的话语回应如何才能“快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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