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章永乐】

在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阴影笼罩之下，西方各国纷纷收紧边境政策。 2021年11月29日，BBC刊发了一篇题为《新冠疫情：什么样的政策能带我们走出困境》的文章，以新加坡与以色列为例，反思了“与病毒共存”策略的代价。

而在不久之前，西方主流媒体的态度还是在质疑中国的“动态清零”策略，认为这将使得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比如在10月底，《纽约时报》的一篇涉华疫情报道的标题是“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还在坚持病毒清零政策？”但到了11月30日，即便是《纽约时报》也改口，承认中国的“清零”政策取得了成效。

BBC与《纽约时报》的“后退”——或者用当年南京国民政府喜欢用的说法：“转进”，只不过是近两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对华疫情报道的无数次尴尬“转进”之一。但有句俗语说得好：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只要西媒对自己的“无限转进”不感到尴尬，尴尬的就是我们这些旁观者。于是，这种“无限转进”就可以实现“以快打慢”，在“舆论战”中发挥出独特的威力。

一、走不出“中世纪”的中国？

西媒“转进”的起点，是对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报道。当时，众多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抗疫的报道，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词：“中世纪式的”（medieval）。尤其是西班牙某报纸发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题为“重返中世纪？”的评论，称只有“独裁”国家才会发生新冠蔓延，“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对此有抵抗力。大量西方媒体对略萨的评论进行了报道。

“中世纪式的”一词包含着非常复杂的信息。众多西方主流媒体在召唤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的历史记忆的同时，更是根据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来塑造中国形象：封闭、黑暗、专制，权力的行使充满恣意，又常劳而无功，缺乏尊重个人权利，人民痛苦不堪而缺乏独立精神，因而需要西方引导乃至拯救。

这样一个中国形象并非晚近的新发明。在18世纪启蒙时代，欧洲出现魁奈和伏尔泰等一系列“慕华”思想家，在魁奈所属的重农学派影响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还曾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亲耕礼”。而这就使那些警惕波旁王朝绝对主义王权的思想家更为不安，一些人着手批判波旁王朝心仪的中国典范。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归入最为恶劣的“专制主义”（despotism）行列；卢梭在著作中也屡将中国作为负面范例。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避免中国的组织方式，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其实并无兴趣深入求证。

随着工业革命推进，欧洲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社会结构发生巨变，而中国除了人口持续增长之外，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都没有突破性的变化。欧洲精英的文明自信迅速提升，而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更趋负面。从黑格尔到托克维尔、穆勒，中国都被视为一个停滞不前的古老帝国，只有外力才能推动她发生变化。

西方漫画展现的“中国蛋糕”

“中国停滞论”经常被人引用，以加强将中国归入“半文明国家”的文明等级论论调，从而为打着“文明教化之使命”旗号的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东西方列强毁灭了朝贡体系，从中国获得大片领土割让，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以中国不够“文明”为由，在中国确立领事裁判权。大量西方商品涌入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和艰难生长的现代工业形成沉重打击。

近代日本吸收并内化了欧洲的“文明等级论”，其学术界、思想界不断论证，中国因过于落后而濒临被西方瓜分的边缘，需要日本加以引导乃至拯救，这甚至成为后来日本侵华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旧邦新造”历程，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孱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受到世界冷战格局等影响，中国长期被西方政界和媒体“指定”扮演“反派”角色。这一“人设”长期延续。

基于此，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任何正面信息时，总是加上一些负面内容：可以承认中国取得一些进步，但同时暗示中国的任何进步都不足以抵消其道路与秩序的根本性缺陷，甚至中国的经济进步和社会结构的演变，会促使其加速向西方的道路与秩序模式靠拢。

然而，近年以来，许多欧美的决策精英陷入了一种焦虑：中国的国力不断增长，但并没有因此而向他们所倡导的道路与制度靠拢，这非常影响西方发达国家“教师爷”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讲课”的效果。

如此，在武汉成为全球疫情第一个“震中”之后，西方主流媒体给中国贴上一个“中世纪”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达这样一种“舒缓”的心情：中国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而是被打回了“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