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普遍性”的话语斗争

为什么在一个信息传播如此便利的时代，许多欧美主流媒体仍然坚持给涉华疫情报道加上“灰黑滤镜”？关键似乎并不在这些媒体是否实践了自我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给涉华疫情报道加“灰黑滤镜”，本质上是维护欧美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的信念的内在需要。

如果承认中国在不改变自身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同样可以建设一个繁荣、发达的现代国家，那就相当于承认可以用很多把钥匙打开同一个锁，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的钥匙也只包含局部真理，它们并不具有不言自明的“教师爷”地位。这对于一些“好为人师”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更何况，这绝不仅仅是个面子问题、感情问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维持自己的“教师爷”形象，关系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比如，许多欧美奢侈品是在中国代工，其生产成本低廉，超额利润主要靠品牌溢价，而这种品牌形象，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身道路和制度的普遍性形象的营销之上，一旦“高大上”的形象崩溃，就可能会向着成本价直线跌落。

至于金融资本的运作，更依赖对于人心预期的操控。如果人们对于美国的未来信心下降，美元的霸权也就会加速失落，通过美元霸权收割全球“韭菜”的常规操作，也就日益难以运行下去。

“奥密克戎”来袭的消息，重创金融市场。

因此，疫情爆发以来，欧美政界与舆论界很多精英人士思考的根本不是联手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是时刻绷紧政治斗争这根弦，把抗疫想象成捍卫其固有的道路与制度普遍性的斗争，一定要阻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在疫情持续期间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之所以对中国要“严防死守”，据说是因为中国的政体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是天生有“原罪”的“威权主义”，所以中国越发展，就越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界定的“世界和平”。但是，沙特是专制王权统治，美国与其多年亲密合作；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了，叶利钦按照美国顾问意见推行“休克疗法”，美国仍然对俄罗斯步步紧逼。可见美国还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使用意识形态工具。

将政体形式作为“普遍性”象征标记的话语在“冷战”时期登峰造极。冷战虽然已经终结，但冷战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却从未终结。在美国，接连掌权的两届总统（特朗普与拜登）都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冷战时期成长，在利益需要的时候，祭出冷战话语毫无障碍。

但是，给涉华抗疫报道加“灰黑滤镜”并不断“转进”，今天之我打昨天之我的脸，明日之我又打今日之我的脸，究竟会有什么效果呢？

这种做法让公共舆论空间充斥诸多垃圾信息，对于欧美国家的决策精英实际上具有某种“催眠”作用：它未能全面传递中国抗疫的经验，阻碍了西方抗疫人员及时从中国的抗疫过程中汲取有用知识，阻碍了决策精英做出更为全面的决策。

这对于欧美社会自身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比如说，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强烈建议世界各国推广戴口罩，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却不以为然，有的甚至还加以嘲笑。美欧两年来官方统计的新冠死难者就高达两百万左右，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闭目塞听带来的代价之沉重。

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欧美很少会有人认识到乃至承认这种损失的存在。甚至对于很多决策精英来说，防止中国被西方社会视为普遍性知识的来源，本身就是一个更重要的政策目标。而西方民众在过去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国的负面“人设”，西媒频繁“转进”，让中国保持原有的“人设”，防止民众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在民众情绪波动较大的疫情持续阶段，更具有重要的“维稳”意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古代文明传统与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设经验中都富含这样的制度思想——它对用静态眼光看待“普遍性”保持警惕，更不会认为某种特定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也不会作茧自缚，让自己陷入一旦承认其他制度的正当性就会导致自身制度丧失普遍性的思想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