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1919年，威尔逊参与巴黎和会谈判，将美国的国际威望推向高峰。但这一“威尔逊时刻”也开启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门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貌似可以导向国内威尔逊研究中常见的对于威尔逊执政时期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两种外交思想紧张关系的探讨。然而本文探讨“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并不仅仅着眼于美国外交政策，而是将二者视为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概念和符号，不同的政治主体出于不同的考虑，会对其进行新的理解和解释。不仅威尔逊及其国内政敌会辩论这一问题，美国在全球不同区域遭遇到的挑战者也会回应这一问题，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关系到全球政治空间不同划分思路的重要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威尔逊自己当然强调他自己的主义与门罗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他将门罗主义美化为一种尊重各个国家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主义，将国际联盟的方案，论证为扩大门罗主义适用范围的努力。而通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我们还可以看到，威尔逊的全球解决方案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美国一百年多来经营美洲的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美洲在美国国际战略的演变中，发挥了“试验田”和“根据地”的作用。在门罗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美国排斥旧大陆的一系列政治原则，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美国试图在美洲建立某种集体安全机制，并在其中保持一种仲裁者的地位。而威尔逊试图将美国经营美洲经验推广到全球，在全球建立起某种集体安全机制，使美国处于仲裁者的超然地位，既享受霸权地位，推行美国所奉行的理念，也不会陷入到旧大陆的传统权力斗争泥淖中去。

然而，威尔逊的国内批评者并不将门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连续的过渡，而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尽管威尔逊倡导的国联盟约中为美国继续主导西半球留出了空间，其政敌仍然担心，威尔逊倡导的国联带来的不是美国控制国联，而是欧洲列强先控制国联，再通过国联控制美国，这就违反了将近百年的门罗主义精神。威尔逊的政敌们从根本上仍将欧洲视为一个令人恐惧的泥淖，美国的利益需要扩张，但美国不能承担过于沉重的国际责任。而威尔逊无法清晰和令人信服地向他的国内政敌描述，美国究竟要承担多重的国际责任，这种责任究竟与美国的所得是否成正比。他对政敌毫不妥协的态度，最终使得国联方案在参议院折戟沉沙。

与此同时，国际联盟盟约为“门罗主义”留下的口子，在战后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一战之后，德日两国受到美国的压制，不约而同地诉诸一种话语策略：将门罗主义的历史经验普遍化，用以对抗威尔逊式的普世主义。这意味着，美国在国联体系下所享有的门罗主义特权，其他强国也可以正当地享有。20世纪30年代，卡尔•施米特在德国发展了其“大空间”理论，服务于德国在中东欧的经营。日本在1905年就从美国习得“亚洲门罗主义”的表述，将之与其国内的“亚细亚主义”思潮结合起来，以证成自身在东亚的扩张。而在二战期间，日本的国际法学家更是从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获得启发，致力于为“大东亚共荣圈”建构一种国际法理论。一旦“门罗主义”不再是美国的特权，而是列强均可采用的区域秩序组织原则，美国致力于建构的普遍主义国际法必将消亡，国际法将分解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诸多“大空间”内部的国际法，第二层是这些“大空间”之间的交往法则。随着德日两国在二战中战败，这一转变没有出现。

而这不仅仅是一段用以满足好古兴趣的陈年往事。“威尔逊时刻”带来种种围绕“门罗主义”展开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之间的张力。全球霸权总是倾向于强调全球空间的同质性，强调自身代表了某些普遍适用于人类的原则和理念。而区域霸权面对全球霸权建立普遍同质秩序的压力，会更倾向于强调世界的多元空间性（pluralistic spatiality），将全球霸权的主张者视为来自另一个空间的越界者，将其普遍性诉求视为特殊利益的话语包装。“威尔逊时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区域霸权尝试建立全球霸权的生动案例——威尔逊提出了针对全球的普遍主义主张，然而他的国内政敌并没有走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的空间思维，慎于在美国能够掌握的舒适区域之外承担刚性的国际义务。而其他区域霸权也可以通过强调美国所经历的多元空间性思维与普遍同质性思维之间的对立，让美国自己反对自己，从而消解威尔逊主义诉求的普遍性，捍卫自身在本区域的特权。

自巴黎和会以来，世界已经历了一个百年，但国际秩序中不同思维模式与话语模式的起伏，在很多方面仍然像是旧日故事的重演。门罗和威尔逊并没有远去，他们仍然生活在当代世界的冲突与斗争之中。

（注释略）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节，在此推送的是全文。本文得益于2018年夏季刘小枫教授主持的第二届六绎论坛的讨论，尤其是魏磊杰对于日本二战期间国际法思想的研究，对本文启发良多，作者在此一并致谢。本文的一切错漏概由作者个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