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永乐】

1919年1月7日，美国总统威尔逊结束了在欧洲大陆为时三周的巡回演讲，回到巴黎。在过去的三周里，他在欧陆各大城市受到了几近顶礼膜拜式的欢迎，无数灼热的目光投向他，期待他宣讲的美国方案能够为这片满目疮痍的大陆带来和平。 当威尔逊步入巴黎和会的会场，毫无疑问，他代表的美国，正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威尔逊时刻”。

威尔逊带来的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秩序主张。他批评欧洲列强多年来习惯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秘密外交、贸易壁垒、军备竞赛、否定民族自决等种种实践，认为世界需要转向国际法与国际组织、集体安全、公开外交、自由贸易、海洋自由、裁减军备和民族自决等不同的原则和做法。

这些主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设一个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计划，它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国家联盟，更是一个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之间纠纷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一设想通过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和留美知识精英的传播，在中国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反响 ，康有为甚至一度感叹自己看到了“大同”的曙光。  

然而，威尔逊的“高光体验”并没有持续多久。欧洲列强与日本利用威尔逊急于建立国联的心态，诱使其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威尔逊同意了法国对德国的领土要求和惩罚主张，同意承认英国在“海洋自由”问题上的特殊利益，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转让日本，而对一战战胜国所压迫的诸多弱小民族的自决主张，威尔逊表现出极大的冷漠。而这就重挫了威尔逊的高调宣传在世界各地所引发的极高期待，因而，随着和会的进行，威尔逊的威望也不断下行。

威尔逊在形式上实现了其核心主张——6月28日签字的《凡尔赛和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盟约。但当他将盟约带回美国寻求国会批准的时候，却遭遇了滑铁卢。威尔逊是国际联盟最强有力的倡导者，然而他代表的美国却没有成为国联的成员国，这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19年，美国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大放异彩，但很快又回到阴影地带，转而以各种较为间接的手段，对世界舞台中心的事务施加影响，直至“二战”时期全面回归。

然而这个“威尔逊时刻”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威尔逊向世人展现了一个18世纪晚期远在偏僻的北美的新生共和国逐步成长为区域霸权，进而谋求全球霸权的历史轨迹。然而威尔逊从华盛顿向巴黎的“纵身一跃”，究竟是美国19世纪国际战略的自然发展，还是对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实践代表的外交传统的某种偏离，却引起了美国国内外的激烈争论。

威尔逊及其政治盟友当然要强调，从门罗主义发展到威尔逊主义，是历史的进步而非堕落。然而，在1919年美国的内部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威尔逊的政敌们恰恰认为威尔逊的国联计划背离了门罗主义传统，有可能导致一个欧洲国家主导的国联干涉美国以及美洲事务，美国不仅可能无所得，甚至还可能有所失。最后，国联盟约不仅未能获得参议院批准，威尔逊“纵身一跃”在美国政坛引发的反弹持续了多年，甚至对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参与二战，都产生了很大的掣肘作用。

在欧洲与亚洲，一战之后受到美国挤压的列强也对威尔逊主义相当不满。在德国与日本，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回应的姿态：抽取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的经验，将其建构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模型，为德日两国扩张和捍卫区域影响力的做法进行正当性论证。而这在话语策略上，意味着用美国的过去反对美国的现在——门罗主义是好的，普遍的，值得为列强所效法；但威尔逊主义却是坏的，以美国的全球霸权否定了其他列强正当的势力范围，是“上房抽梯”“过河拆桥”之举。在德国思考“门罗主义”的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对同时代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论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日本国际法学界在二战期间对于日式门罗主义的理论阐发，又受到了施米特的影响。

因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威尔逊时刻”都带来了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将门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化。美国的当下是否背叛了过去，成为时人讨论的主题，相关理论思考甚至持续到二战之后。对于威尔逊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我国学界已有一系列专著讨论，论者通常将威尔逊时期的新旧斗争概括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与“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ism)的斗争。

但本文试图从对两种“主义”的命名，进一步下沉到对“主义”所借助的核心概念和符号的研究。“Monroe Doctrine”这一概念和符号，无论在认知还是情感上，在美国19世纪外交传统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威尔逊需要重新解释“祖宗成法”，以证成自己倡议的广泛参与世界事务的新导向，而威尔逊的内外政敌更需要通过不同的解释，以更有力地阻击威尔逊的创新。在这一方面，国内已有的研究仍缺乏足够的聚焦。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勾勒出若干基本研究线索，以抛砖引玉，为进一步的理论反思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