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从“亚洲门罗主义”到“大东亚共荣圈”

1898年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曾经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以“东洋门罗主义”来游说日本政府帮助他从慈禧太后手中解救光绪皇帝。在其与近卫笃麿的谈话中，康有为指出：“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门罗主义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  “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是当时日本已经流行的说法，只是近卫笃麿等人对这一口号的使用，侧重点与康有为不同，其用意在于扩大日本的利益，而非真正谋求中日乃至亚洲各国的平等共荣。20世纪初出现的“亚洲门罗主义”说法，其立意亦在于此。

通说认为，“亚洲门罗主义”最早来自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5年对日本外交官金子坚太郎的诱导。金子坚太郎称，1905年7月8日，罗斯福在与他探讨即将召开的朴茨茅斯会议的过程之中，提出日本可以推行“亚洲门罗主义”，在从苏伊士运河到俄罗斯勘察加的广大地域（排除俄国领土和英法葡殖民地）中担任盟主角色，排除欧洲列强的干涉与侵略，如同美国在美洲所做的那样。  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语境下，罗斯福提出“亚洲门罗主义”，其用意或许在于通过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特权，换取日本同意在其新势力范围对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且同意美国限制日本对美移民。因此，从这一源头开始，“亚洲门罗主义”就体现出了强烈的区域霸权主义色彩。而这一主张恰恰可以与日本国内的亚细亚主义思潮结合起来——尽管后者的拥护者中不乏真心联合亚洲各国反抗欧洲侵略者的人士，但大部分与扩张主义具有分不开的关系。

日本政府从未在正式公文中使用“亚洲门罗主义”一词，但其政策和某些政府官员的表述，却体现出对美国的门罗主义的模仿。一战爆发后, 日本打出“维护东亚和平”的旗号对德宣战，随后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试图将中国全境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引起了美国的不满。1917年，美日展开谈判。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石井菊次郎在于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会谈期间，发表公开演讲称：“类似于‘门罗主义’的观念, 不仅在西半球, 在东洋也存在。”  在日美双方谈判过程中，石井诉诸美国宣称在墨西哥拥有“首要利益”（paramount interest）的先例，认为日本也可以在中国拥有同样的利益，而蓝辛对此提出反对。1917年11月2日双方签订的《蓝辛—石井协定》，称：“合众国及日本国政府均承认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territorial propinquity creates special relations ），故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special interests），而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  相应地，日本承认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原则，承认美国在华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该秘密协定还包含有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的条款。

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成功地迫使威尔逊作出让步，兑现《蓝辛—石井协定》中关于将德国在山东特权转交日本的约定。而对门罗主义作出让步的国联盟约第21条，也被日本代表团视为对日本特殊的区域利益的承认。  在1920年初国联成立之后，日本也获得了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凡尔赛和约》在美国国会表决遇到障碍。在191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就山东问题的处置提出异议的时候，《读卖新闻》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评论，指责美国不尊重其他国家的自由，一方面坚持自家的门罗主义，另一方面，在山东问题上，不尊重日本的门罗主义。  然而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对山东问题进行了重新处理，日本被迫吐出多项军事与政治利益，列强对中国加强共同支配，抑制了日本对中国的“特殊利益”追求，而这就使得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遭到重大挫折，令日本精英愤恨不平。

然而，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机会。石井菊次郎于1930年发表《外交余录》，重新大肆宣传“亚洲门罗主义”，称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是永久的现实，无需其他国家承认。如果中国内部发生重大变乱，欧洲人和美国人可以随时打包走人，但是日本与中国相邻，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日本需要采取措施，平息中国内部的变乱。  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建立伪“满洲国”。

在日本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之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于1月7日照会中日两国政府，称凡违反条约（指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署的《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与1928年签订的《巴黎非战公约》）而订立之条约与协定，及由此而造成之事实上之局面，损害美国条约上之权利，包括中国之主权独立或领土与行政完整以及开放门户政策者，美国政府皆不能承认。这就是所谓史汀生“不承认主义”。1932年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在中国的要求之下，成立了以英国人李顿侯爵（Rufus Daniel Isaacs, 1st Marquess of Reading）为团长的调查团，并于9月4日完成调查报告书，10月2日公开发表。报告书认为中国对东北享有主权（sovereignty），“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行为，“伪满洲国”没有正当性，但同时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利益”。而针对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和美国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日方都以“维持亚洲的和平”为名，强调有权排除他国的支配。  

1933年3月27日，日本悍然退出国联，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成为一纸空文。针对国际联盟对中国的援助，1934 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称日本须“全力履行在东亚的特殊责任”, 坚决反对“外国以技术或金融援助共管中国或瓜分中国的政治意图”。  这些修辞在多方面模仿了美国的门罗主义表述，将中国视为日本的专属势力范围。英美等国指责日本违反国际法，破坏了“门户开放”原则。遭到孤立的日本致力于单方面设计区域秩序。1938年前后，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科中佐岩畔豪雄与参谋本部第二部第二科少佐堀场一雄共同起草的“国防国策案”中提出了“东亚共荣圈”的概念。1940年8月1日，近卫文麿内阁发布“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外相松田刚右进一步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表述。日本政府鼓吹弘扬所谓“皇道”精神，宣传要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日本主导下的区域秩序。

从“亚洲门罗主义”到“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政治精英们不断完善以美国“门罗主义”为原型的政治话语，同时也试图改造既有的国际法规则，打造一套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正当性的“大东亚国际法”。而卡尔•施米特的“大空间秩序理论”（日译为“广域秩序论”）为日本国际法学家的话语建构提供了灵感。考虑到施米特在1939年的国际法论述中表现出来的以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为盟友的姿态，其理论对于日本国际法学家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安井郁（东京大学教授）、松下正寿（立教大学教授）、田畑茂二郎（京都大学副教授）等日本学者细致考察了美国的“门罗主义”和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 ，进而将其与日本自身的亚细亚主义结合起来。施米特对于普遍主义国际法学的犀利批评，以及对于介于全球秩序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域性的“大空间”概念的开掘，恰恰可以满足日本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践需要。  同时，施米特着重强调“大空间”对于外部干涉的排斥以及“大空间”内部主导民族的作用，但对于“大空间”内部的制度构成讨论较少，为日本国际法学者提供了理论发展的空间。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展开对二战期间日本国际法学者著述的梳理。但值得强调的是，日本学者对施米特的推进主要是在“大空间”的内部关系上。如松下正寿写道：“共荣圈的内部构成原则并非是以往国际法中平等国家的形式集合，而是不平等国家的有机结合，因此，法律上应当有各个不同的阶层。其中位于最上层、担负维持共荣圈一切责任的国家，就是主导国。所以，我将主导国定义为：不仅要完全自主行使国际法上的权利、履行义务，同时当共荣圈内的国家无法完全行使国际法上的权利、履行义务时，要替其做出法律行为”。  这种内部秩序是不平等的，日本作为主导国具有支配地位，而其他国家按照所谓“有机体”的原则，依附于日本。

这也许可以让我们回想起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在1895年给英国的外交照会所散发的傲气：“如今，美国实际上己经统治着这块大陆，她的命令对于它所管辖范围之内的大陆臣民来说就是法律。”  当然，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支配方式，尽管也涉及到对领土的征服（如波多黎各）和对交通枢纽（如巴拿马运河）的军事控制，但与德、日侧重获取领土乃至直接殖民的支配方式还是存在差异。对于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美国从形式上承认其作为主权国家的资格，但通过更为抽象的方式进行支配：输出资本与商品，控制海关，影响金融与财政，等等。这使得美国的支配方式比德、日更接近于“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做法。但对于德日两国的“大空间”理论家而言，一旦将门罗主义理解为一个规定各“大空间”互不干涉的原则，每个“大空间”内部的支配关系就是其自主决定的事务。美国可以在美洲继续其偏好的支配方式，但德、日两国也可以在自己的区域中自行其是，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

1919年的威尔逊对日本而言还并不构成一种抑制的力量。威尔逊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利权转让给日本，在他倡导建立的国联之中，日本也最终取得了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威尔逊推动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却抑制了日本的继续扩张。日本最终与威尔逊式的秩序彻底决裂，以美国门罗主义为范例，并参考德国学者的相关论述，主张建立一个由自身主导、不受其他区域力量干涉的区域秩序。与德国类似，日本以反对全球帝国主义的名义，奔向了区域帝国主义。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展开论述美国对德日两国的门罗主义解释的回应。但可以提到一个插曲。在美国尚保持中立的1940年7月6日，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斯提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表态称美国政府认为每个大陆都可以适用自己的门罗主义。  这一表态让德日扩张主义者倍感鼓舞。7月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出来灭火，不点名批评称，世界上有些地方歪解门罗主义，但门罗主义只是一项集体防卫政策，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与这些地方实施的军事占领和完全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更是两回事。  这一解释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初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白宫因为美国的历史解释问题而承受的巨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