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120年前，光绪皇帝担忧中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体系中地位不断下坠，启动了戊戌变法。120年之后，中国已经摆脱了这种生存焦虑，已经在思考如何“对人类做出比较大的贡献”。但为了将潜在的贡献变成现实的贡献，我们还需要对国际体系本身做一定的反思。

19世纪中国的戊戌变法与土耳其的改革，仍然处于欧洲列强的文明等级论的笼罩之下，其改革者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列强的“文明观念”，从而使得改革在寻求“救亡”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答辩”心态。“答辩”是非常现实的——只有列强认可中国已经从“半文明”升到“文明”等级，才有可能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给予中国平等的地位。然而，何谓“文明的标准”，其解释权却掌握在列强的手中，而这是一套强大的，有着诸多学科研究背书的话语。在这套话语前面，意志薄弱者很容易放弃质疑与抗辩，将列强的要求置于本国人民的需求之前。

二战之后，随着反帝反殖运动的深入，“文明的标准”的话语表面上退潮了，但实际上以许多其他的变体而存在，如“人权”的话语、“民主”的话语，所谓的“市场经济体”标准，等等，都很容易被发达国家滥用来为发展中国家设置发展的障碍。而一种“答辩”的心态将会阻碍我们积极运用自己的力量，寻求更为公平的国际规则。克服“答辩”心态，并不意味着要搞对抗，而意味着更为平等的对话与商谈，意味着国际体系的多极化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克服“答辩”心态，也不意味完全另起炉灶打造新话语，更不是回到“老大帝国”与西方接触之前的话语，而意味着以主体的姿态来解释和运用既有的话语，并适时创造新的话语。在中国处于历史低谷的时候，康有为就撰写了《大同书》，想象了一个超越“万国竞争”的世界。在120年后，中国已经有了更强的物质力量的时候，我们更没有理由闲置自己的批判力与想象力，继续“尾随者”的心态与姿态。

注：

[1]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康有为：《我史》，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3]茅海建先生评论，康提到土耳其故事，是在暗示日本不会占领北京，并预测将有列强干预日本侵华之事。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页。

[4]参见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联英策》，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5]参见拙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2-45页。

[6]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0页。

[7]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8]卡尔·瑞贝卡与戴东阳对此细节都有所阐发，参见〔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20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4-55页；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戴文对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与《突厥游记》史料考证甚详，本书在二文考证上并无新说，但试图将其纳入新的解释框架。

[9]以上引文，均见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312页。

[10]同上注，第312页。

[11]这一见解得益于戴东阳的分析。参见戴东阳：《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2]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1908年亲自访问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仍然处于对立宪事业的热切关注之中，他所撰写的《突厥游记》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1908年立宪大加赞赏。这一热情在辛亥革命之后减退，康有为于1913年改写了自己的《突厥游记》，将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赞赏口气改成怀疑口气，这反映出他对辛亥革命与晚清立宪关系的新认识：立宪有可能成为一个向革命的过渡阶段。参见拙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5-138页。

[13]〔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关于1911-1912年的“大国协调”，参见拙文：《“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15] Carter Vaughn Findley，Turkey, Islam, Nationalism,and Modernity: A Hi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84. StanfordJ. Shaw &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78-179.

[16] Stanford J. Shaw &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p.182.

[17]相关讨论，可参见赖骏楠：《清末立宪派的近代国家想象——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1904-1905）》，《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

[18]端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夏新华主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1页；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夏新华主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2页。

[19] Martti Koskenniemi, TheGentle Civilizer of Nati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1870-196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7-135。

[20] Stanford J. Shaw & Ezel Kural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Modern Turkey，Vol.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87.

[21] Carter Vaughn Findley，Turkey, Islam, Nationalism,and Modernity: A History，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100-101.

[22]康有为：《补奥游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页。

[2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6-315。

本文发表于《东方学刊》2018年第2期（冬季号），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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