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事件的纪念，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认识过去”的活动。处于时间之中的人总是不断地面临着“我（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样的根本问题，因而不断需要通过与过去的对话，来确认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与朝向。因此，历史纪念活动总是会围绕着纪念者在当下历史处境中的问题和关切来展开。

对戊戌变法的纪念，不会是个例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碰到戊戌变法，许多人就会讨论到底“革命”好还是“改良”好，实质上这反映的是当时许多人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意义出现了疑问，不确定中国的道路走得对还是不对。但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没有革命所打下的基础，中国如此快速的工业化与经济崛起恐怕是很难想象的。在这个背景下，当然还会有人因为经济繁荣之外的其他维度而重提“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这个问题还会持续讨论下去，但总的来说，其社会关注度已经大大下降。

土耳其立宪先锋 Ahmed Şefik Midhat Paşa （1822—1884年）

而一些新的问题正在出现，比如说，全球秩序未来会怎么演变？中国在其中会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在当下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国该如何向全世界，尤其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朋友，论述自己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道路，从中提炼经验和教训？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中国-西方”这样一个两极框架，面对世界上的许多经验就显得捉襟见肘了。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日益需要一个普遍联系的、包含了多种文明遗产和世界想象的世界图景。带着新的问题意识，我们可以对过去的历史行动者的世界图景进行重新认识——凭借历史的“后见之明”发现他们的局限性，但也能够在这种历史对照中发现自己的盲点。

我们先从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的世界图景切入。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敦促光绪要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1]，俄国彼得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在他笔下都是非常励志的改革范例，然而考虑到非西方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在19世纪列强争霸的国际环境下改革的难度，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与中国的可比性其实相当有限，两个国家改革之初，在区域国际秩序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而且国家规模小，内部关系相对简单，“船小好调头”。反而是康有为经常提到的反面例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中国有更大的可比性。中土两国在近代分别获得了“东亚病夫”和“欧洲病夫”（或“西亚病夫”）之名，两国在各自的区域国际秩序中原本都占据中心地位，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权力优势地位，使得政治精英对旧的制度与方式的信心根深蒂固；两国人口众多，宗教与族群构成高度多元，利益格局错综复杂，改革难度极大。令人欣慰的是，康有为自己做过中土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线索。因此可以从他的中土比较开始，以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一、    康有为的中土比较

康有为在其1899年写的《我史》中描述，他于1895年3月8日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尚未终结，将到达大沽的时候，日本人来搜船，船上人心浮动，迁都之议大盛，康的评论是：“吾谓举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决入京。”[2]这里所说的土耳其之事，应该是1877-1878年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当时俄军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军队配合下兵临伊斯坦布尔，英国出手阻止了俄军攻陷伊斯坦布尔，奥匈帝国与英国都反对俄土条约，最后是俄、土、英、法、奥、意诸国在柏林举行会议，迫使俄国作出重大让步。[3]

第十次俄土战争，俄军渡过多瑙河

许多人知道，康有为有个比较糟糕的习惯，就是喜欢倒填日期，甚至伪造历史文字，自我粉饰。1895年时他是否有《我史》中标榜的先见之明，我们其实无法从这篇1899年所作的文字里获得确切答案。但他在1898年初的论《清帝第五书》与《联英策》有对于“三国干涉还辽”和第十次俄土战争的讨论[4]，这是比较确凿的。这两个奏折中的讨论反映出康有为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在外交上可以像土耳其一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利用英国来牵制俄国，达到自我保存的目的。他在1897-1898年就运用了 “均势”战略，建议联合英国、美国与日本，对抗他认为威胁最大的俄国。[5]

在戊戌变法期间，土耳其也是康有为奏折中经常出现的名字。康有为后来宣称其在1898年6月向光绪上《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并将其收入《戊戌奏稿》。学界通说认为此文并不是康有为进呈给光绪的作品，而是康有为流亡时期补作。[6]我查阅《康有为全集》的发现是，他大概是从1903年左右才开始称奥斯曼帝国为“突厥”的，之前称的都是“土耳其”，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补证。但这不妨碍我们把把这篇文字看作康有为流亡之后对于戊戌变法的一种思考。

《进呈<突厥削弱记>序》称：“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殷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7]突厥出自匈奴，是殷人淳维之后，因此与中国人同种同类，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近代经历，与中国就有了非常深的关联。康有为坚持用“突厥”而非“土耳其”，所突出的正是人种上的亲缘关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