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人十五世纪攻陷君士坦丁堡，在极盛时期，兵锋直指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幸霖雨泥泞，疫病大起，仅乃得解，否则诸欧咸为吞并矣。”三百年间，欧洲各国为抵抗奥斯曼帝国，疲于奔命。但这三百年也是欧洲科技进步的关键时间。土耳其人从蒙古人那里获得大炮火药，传入欧洲，“于是破封建万千之侯垒，而王权成，腾扬丕天之革命波，而立宪遍于各国矣。”

而在欧洲各国不断进步时，土耳其“恃其强大，酣睡于其比邻”，很快迎来欧洲列强的反攻。列强先由“种争教争”，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煽动各种叛乱，于是埃及、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相继自立，俄国人也介入领土争夺，兵锋直指伊斯坦布尔。当时英国人出于“均势”诉求而介入，联合法、意、德、奥，逼迫俄国退兵。列强进而对土耳其领土进行了瓜分，保加利亚和门的内哥罗独立。自此，土耳其成为偏安之国。[9]

《进呈<突厥削弱记>序》指出，面临着危险的形势，土耳其进行了改革。阿士文成为宰相，立宪法，变新政，订外交，国家危而复安，国民悬而复解。这里说的是1876年土耳其的立宪。而所谓“阿士文”，即阿赫迈特·米德哈特帕夏（Ahmed ŞefikMidhat Paşa，1822—1884年）。

康有为感叹，如果土耳其苏丹信任阿士文，土耳其坚持立宪二十年时间，也许就可以赶上法德奥意的水平。然而1877年初，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1842年—1918年）很快驱逐阿士文，接着废宪法，仍用旧法，其结果是土耳其至今仍处于黑暗之中，各方面事业之落后，都与中国相近：

其国地蕪茀，与我国同；道路污秽，与我国同；无自来水，无排泄，无电灯煤灯，无机器，与我国同；全国少铁路电线，交通不便，与我国同；人民愚昧笃旧，于读回教经典外，地球大势，惘无所知，其学校世界学，无各专业化光电重工程机器学，无商船驾驶学，与我国学子昧昧于八股试帖楷法同，人民无权，国无议院，县乡无议局选举，与我国同；其财政困乱，人民穷苦如牛马，与我国同；其讼武断，其狱黑苦，与我国同；其负外国债累数万万，与我国同；英俄德法意奥六国大使外揽其财，内干预其政，日迫压取其利权，国民愁怨咨嗟，与我国同；于是革命四伏，人人思易朝逐君矣。[10]

既然《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很有可能是康有为流亡之后补写，康有为对1876年立宪的描写，很可能是以戊戌变法作为经验模型，而“贤相”阿士文的形象，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写照。[11]他对土耳其立宪失败之后状态的描述，也反映出他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状态的判断。不过为了让补写更有“现场感”，《进呈<突厥削弱记>序》的表面文字仍模拟了戊戌变法的情境，里面称，中国与土耳其被西欧讥讽为东方两病夫，中国正在进行维新变法，从而具有了走出土耳其困境的可能性。不过，这从根本上只是一种模拟而已。

那么，康有为这个中土比较，究竟在思想上走了多远呢？从今天来看，我们可以指出若干史实上的不准确之处：

（1）土耳其的“坦志麦特”（Tanzimat）改革并非始于主持1876年立宪的阿赫迈特·米德哈特帕夏，而是从19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早于中国从1861年开始的“自强运动”；

（2）阿赫迈特·米德哈特帕夏主持的立宪，也并不是对1877-1878年第十次俄土战争以及之后的领土瓜分的回应，1876年的立宪早于第十次俄土战争，阿赫迈特·米德哈特帕夏也是因为无法回应列强的压力，才被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放逐；

（3）1878年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解散了议会，但并没有正式废除宪法，只是在接下来不再适用宪法，同时并没有因此放弃其他方面的改革，仅因苏丹对宪法的态度而将其描绘成全盘保守倒退的人物，其实并不公允；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4）将戊戌变法与1876年土耳其立宪作对比，也有诸多不准确之处，因为戊戌变法的首要关注点并不在于立宪和开国会，甚至康有为自己在戊戌变法时期，也主要关心立宪和开国会之外的问题。

因此，《进呈<突厥削弱记>序》中的中土比较，其实质是康有为将自己在流亡时期对于立宪的热切关注，投射到对戊戌变法与土耳其改革的书写上[12]，仿佛立宪就意味着国家的光明和希望，而宪法被悬置，意味着重新坠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