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互动

观众：“十五五”是中国的第15个五年计划。中国的五年计划具有高质量和连续性，请问老师，为什么当今世界只有我们中国能做到这一点？

张维为：五年规划这一形式是我们从苏联学来的，但我一直秉持这样一个观点：社会主义能被中国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社会主义基因，它与中国的国情十分契合。

中国人的农业文明源远流长、一以贯之。比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都有其规律。中国人认为既然事物发展有规律，那就要掌握规律并加以规划，像明年春播春种时该播什么、种什么，都要提前谋划。我们有很多相关成语、俗语，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我们有这种土壤和传统基因。

另外，我们还有现代实践的支撑。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叫五年计划），我们就尝到了甜头，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当成功。此后我们持续推进，期间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改革开放后又把它理顺，所以我们现在又尝到这个甜头。就像前面提到的，如何制定规划呢？它有一整套科学方法，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要咨询成百上千的专家学者和智库，最终拿出的规划成果是高品质、高质量且具备可执行性的。

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

所以我觉得，传统基因与现代实践相结合，大概就能解释为何五年规划在中国能取得成功。

鄢一龙：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确实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不立”的传统。这其实体现了中国规划所具备的一种制度优势。从这一制度优势来看，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它促进了我们发展的自觉性。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一个个规划设计并加以实施推进的，并非自发、盲目的过程。

第二点，中国发展的长期主义，让中国成为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国家。我们对五年规划其实也做过评估，大部分目标都实现了，平均下来大概有65.5%；那些没有完全实现的目标，也完成了相当一部分。

而且，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实现目标的机制，我们称之为目标治理。西方企业能够开展目标管理，而中国在国家体制层面能够进行目标治理。目标治理并非单纯的指令，首先，它要求大家对未来目标达成共识。大家形成目标共识后，各自做好本职工作，实际上就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其二，我们有一套目标责任制，会对目标进行分解，明确分工负责，并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监委、审计等部门会监督目标的实现情况，还会进行考核。此外，我们还有一套人财物保障机制来确保目标得以实现。所以，中国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反观美国，它提出了很多目标，但事后评估发现很多都是放空炮，比如建高铁、应对气候变化等，而我们是认认真真地在推进这些事情。

观众：经济在发展，GDP增长5.3%，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但是作为老百姓，大家普遍的体感却不是很好。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主持人：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其实是在替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在传统产业中从业的朋友，会尤其明显地感受到当下压力巨大。客观来讲，在许多新质生产力领域，其实有不少朋友自我感觉日子过得不错，只是他们可能不会大声宣扬。这一现象，一方面有网络上“幸存者偏差”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和行业特点有关，毕竟传统领域面临的挑战确实更大。

鄢一龙：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讲，在新周期里是K型增长，在下行周期中的人的体验确实非常非常不好。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与我们前面谈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也有关系。因为现代社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您前面所说，很多人生活在虚拟空间，追求虚拟化满足，将虚拟当作麻醉剂，而非真实的满足；二是我们过于抽象化，发展表现为抽象的数据，但这些只是统计数据，并非具体人的真实感受，所以这中间存在很大的落差和距离。因此，我们强调以人为中心，就是要真正回归到人的真实福祉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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