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何婕：刚才杨外长给出了精彩的演讲，阐述了他眼中的中美关系。

杨荣文：我认为中国必须保持稳健。如果美国轻率行事，那么中国就不应该轻举妄动；当美国稳健行事时，中国才应该行动，并且要保持耐心，最终，他们会明白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

特朗普是明白的，尽管他一开始可能会犯错。他触及了台湾问题，特朗普曾多次被问及台湾问题，他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台湾问题对中国非常敏感，如果他想与中国达成协议，就不能拿台湾问题做文章，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克制。

从这几周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明白：如果逼迫中国，中国会非常坚定；但如果自己态度温和，中国也会表现得温和。这并不是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都在相互了解。

何婕：我还想问一下外长，您刚才演讲的时候也说可能有很多个回合，那么您觉得中美这一轮的关税角力，最后大概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您有没有预判过？

杨荣文：正如我之前所说，特朗普需要达成某种协议，以说服他的支持者，证明他在“让美国再次伟大”，因此他们应该继续投票给共和党。如果人们感受到高物价带来的痛苦，从而认为特朗普没有成功，那么到中期选举时，就会失去一些席位，特朗普在他的任期后半段就会陷入困境。

张维为：我觉得现在恐怕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特殊的阶段，某种意义上，要让美国养成一种新的习惯，就是我们讲的互相尊重、互相平等对待，然后做事情要认真一点。就这么简单，讲话要算数。

杨荣文：中国现在为对抗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但中国并不想要对抗，中国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要进行谈判，就必须做好准备，包括做对抗的准备。

何婕：杨外长来自新加坡，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我们也很关心新加坡这个国家是怎么看中国、看美国、看中美关系的。

杨荣文：对我们来说，当美国和中国之间出现问题时，就好像父母吵架一样，我们宁愿不介入，因为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争端，我们希望的是父亲和母亲能够和好，这才是我们的偏好。

为什么呢？因为从经济上来说，我们非常依赖这两个国家。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那里有大量的资金，也有大量的工作岗位。我曾经在武装部队工作，负责为空军采购飞机、直升机和导弹，而我们大部分的装备都来自美国，因此，我们的国防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美国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切断与美国的联系。但我们也不能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2024年12月，在新加坡巴西拉峇军营（Pasir Laba Camp）举行的“英勇标志“演习期间，新加坡武装部队成员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分享武器专业知识。 图源：新加坡武装部队

如果我们被迫选边站，我们就会面临很多麻烦，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尽量不选边站。但如果有一天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倒向一方，因为已经没有中间地带了，我会说：如果是今天，我们可能不得不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因为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生存方式；但从现在起20年后，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倾向于站在中国一边。

在这期间，我们尽量把这一选择推迟得越久越好，而我们最好的策略是形成东盟的统一立场，这样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团结在东盟的旗帜下，形成一个统一的立场。东盟有7亿人口，这就是新加坡如此热忱地倡导东盟团结一致，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的原因。

何婕：我觉得刚才杨外长关于东盟的比喻太形象了，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而且这个选择也还不错，是一个那么大的家庭、一个那么大的市场。

张维为：像这样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可以发挥作用。今年3月份我们访问塞尔维亚时，我和一位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我提到回望南斯拉夫解体那段历史，想问问有什么经验教训，尤其是教训。他讲了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他说如果当时铁托能多活几年，或者当初的南斯拉夫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EEC（欧洲经济共同体，当时还不叫欧盟），那么也许南斯拉夫可以避免后来的四分五裂。

这让我想到东南亚10个国家的情况，这里面的情况非常复杂。比如缅甸，它现在是东盟的成员。东盟其他国家内部也存在矛盾，但它们同样是东盟成员。只要这些国家还是东盟成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它们避免国家分裂。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区域组织“罩着”，一旦国家分裂，国家利益就会受到很大损害，而且大家都会受损。我由此联想到，在民族国家之上，若能实现区域整合，特别是将小国家的利益整合起来，会带来一些福祉。

何婕：对，特别是对于体量小的国家而言，它们聚合在一起形成的区域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了经贸合作本身。

刚才杨外长说，有时候在国际关系中可能需要“选边站”，幸运的是，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并不要求合作伙伴必须“选边站”，我们的胸怀更为宽广。所以，你们在这方面承受的压力应该会小一些。美国给新加坡的压力会大一些吗？

杨荣文：中国非常明智地向东盟表明，中国永远不会强迫东盟国家“选边站”。如今，当美国人访问东盟时，他们也会公开宣称“我们永远不会强迫任何人做出选择”。然而，私下里他们却会施加压力，我们必须设法应对这种局面，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关键了，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付出代价。

还记得多年前，大约30年前，新加坡发生的肯尼亚裔美国人事件。当时，美国对此非常愤怒，原因是新加坡的法官判了一个美国孩子6下鞭刑。克林顿总统亲自出面申诉，于是我们将鞭刑减为4下，其他年轻人的鞭刑也相应减轻。但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对他处以鞭刑，美国就会认为我们屈服了，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立场。最终的结果是，白宫冷落了新加坡总理长达3年时间，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仍然保持了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和情报合作。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其他国家也在观察我们。印度外交官曾对我们的外交官说，如果是他们，会悄悄地把那孩子送回美国。然而，当我来到中国时，我对中国人的反应感到十分惊讶。他们钦佩这么小的新加坡竟然敢于对一名美国人执行鞭刑。我们当初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反应，也不是为了赢得中国的尊重才这么做。

有时候，一个小国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才能赢得尊重，然后用实际行动告诉那些大国，别把我们逼得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