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互动

观众提问：去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已经达到5000多亿美元。短期内关税大战会对我国的经济，特别是实体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带来哪些影响？

黄仁伟：你的问题提得很好，实际上这涉及一个宏大且全方位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问题。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依存度究竟有多高？在2012年，中国总出口额中有34%是销往美国的，那是最高的时候。然而到了2024年年底，中国对美出口额仅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2%，虽然这个比例依然不小，但与我们最初对美国的依赖程度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

从第一次贸易战到现在，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调整方向之一就是拓展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合作。以我们与拉丁美洲的贸易为例，2018年贸易额为1000亿美元，而到了2024年就增长到了5000亿美元，涨了4倍，并且预计还会继续增长。现在，中国是拉美和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要知道，拉美和东盟过去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却成为了远超美国、欧盟的贸易伙伴。

对美贸易虽然仍然重要，但已经远不如10年前那么重要了。目前，对美贸易大概占我们GDP的2%多，不到3%，这确实有一定影响，毕竟少了三个百分点也不是小事，但还不至于对我们造成致命打击，不是一场贸易战就能把我们打垮的。

此外，我们扩大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实际上也是贸易活动的一部分。投资越多，我们带出去的产品和装备也就越多。大量的基础设施工程，比如高铁、公路、桥梁、水电站等，都伴随着装备的输出。所以，现在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这两大板块正在逐渐超越对美贸易。

何婕：我也可以提供一个小的案例来作佐证。因为贸易战不是突然发生的，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期间，从2018年开始，到2019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他采取的一系列相关动作，所以大家其实一直在为此做准备。

我的家乡在浙江金华，那里有被大家昵称为“世界义乌”的城市，义乌是一个外贸非常发达的地方。事实上，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义乌的企业就有意识地逐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许多原本主要对美出口的商品，都转向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中东等其他地区。所以，当这一次关税战再度来袭时，义乌的企业能够迅速调整方向。

黄仁伟：义乌也是我们“一带一路”研究的重点，除了“义新欧”中欧班列，还有几万外国的采购商常年住在义乌，所以我们跟义乌有很密切的联系。

张维为:你前面总结的内容是对的。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南方”地区的经济呈现出许多新的增长点。如今，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往来位居首位，双方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已接近一万亿美元，大约为九千六七百亿美元。

另一方面，国内也在着力扩大内需内销，中国在这方面总是有办法应对。就拿现在的以旧换新政策来说，政策出台后，真的拉动了大量消费，好像家家户户都知道这一政策，都要去买点东西。

此外，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已经持续了7年。在这7年里，除非是反应非常迟钝的企业，几乎所有企业都在动脑筋，想办法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很多企业都积极走出去，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何婕：外贸企业分布在不同领域，而不同领域受到的影响存在差异。有些领域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情况甚至可能还比以前更好；有些领域则可能会受到一定冲击。所以，我们需要分领域来看待这一问题。特别是过去，一些外贸企业习惯于依赖享受退税等优惠政策，由于转身慢、反应迟缓，在面对外部变化时，它们受到的打击可能会更大一些。

这次美国的关税战，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调整，而且这种调整是势在必行的。我们要减少对出口退税的依赖，这样一来，企业就需要提高出口价格。企业提高出口价格之后，中国企业之间的内卷现象就会减少——没错，我们可以把价格压力转移到国外市场。就美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它不仅无法切断中国的出口，反而不得不接受价格更高的中国出口商品。

实际上，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我们减少了退税，也就减轻了财政负担，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减少了，出口价格提高了，贸易结构也得到了更好的调整。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个例子。最近，中国和欧洲达成了相关共识，这其实也是被美国逼出来的，不过结果非常好。原本，欧洲打算对我们的电动车征收高达45%的关税，但现在他们改变了做法，不再征收这么高的关税，而是设定了一个最低限价。也就是说，我们的电动车不能卖得太便宜，卖得贵一些是没问题的。就像你之前说的，中国企业确实需要把价格往上提一提。

何婕：我们其实巴不得把产品卖得贵一些，以我们的综合实力来看，即便在同样的价位参与竞争，我们依然具备优势，毕竟我们的服务、产品好。当然，话说回来，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受到了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所以，政府需要出手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你看，现在各地都出台了许多针对性措施，无论是财政补贴还是其他形式的补贴，都是为了助力企业渡过难关。可以说，我们正多管齐下地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