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演讲

欧洲被一个巨大的悖论笼罩着：这个拥有5亿人口的大陆，在经济、科技、历史和文化上都非常富裕的大陆，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却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在技术上也愈发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从1950年说起，也就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的那一年。

我将提出一个可能与欧洲大多数的观点不太一致的观点，但这是真实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是一个美国的项目，它是由华盛顿设计并实施的，作为一项美国全球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确保美国在二战后能够持续向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和日本出口，以维持美国战后经济的生产。

为了实现这一点，欧洲必须与日本一起实现美元化。但与日本不同，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欧洲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同质化。到了1950年代初，我们现在所说的欧洲联盟的前身就应运而生了。

欧洲联盟的前身，最初的名字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它是一个“企业联盟”，由大公司的重工业组成，随后加入的还有电器业、银行家，以及执行统一农业政策的大农场主。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创始国包括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一个“企业联盟”需要共同货币才能运作。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使用美元作为共同货币出售石油，因为维持成员之间不平衡的协议需要这样的货币，否则就会变得不稳定。1950年至1971年间，欧洲共同体实际上使用美元作为共同货币，因为当时美元与法郎、德拉克马、马克和里拉等货币之间有固定汇率。而到了1971年8月15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叫停了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被排除在美元区之外。

美国人如何用美元支付？实际上，他们印制了美元，他们把它给了德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后来给了中国人，以换取所有这些资本回流美国。这就是金融，华尔街金融玩了很多“纸牌游戏”，导致2008年的崩盘。然后发生了什么？华尔街的银行也陷入困境，但程度远不及德国和法国——德法银行彻底破产。

我们创建了共同货币来维持“企业联盟”，但却并未创建出一个联邦制国家，也就无所谓联合的财政部。当你用数万亿的美元、欧元或其它货币淹没欧洲的金融部门，同时又对大众施加紧缩政策时，百姓手里没钱，但富人和商人有钱，然而他们不想投资，因为富人和商人看着大家说，老百姓没有购买力。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回购自己的股票。

在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都有不满情绪。很快，这种不满带来了政治分裂。曾几何时，我们曾设想一个联邦制的欧洲、一个团结的欧洲，但由于“企业联盟”式的欧洲联盟无法适应2008年华尔街金融大崩溃后的情势，各种不满情绪由此滋生。

圆桌讨论

主持人：张老师和亚尼斯先生，都从不同视角对欧洲的未来给予了关注。在张老师您的演讲中，您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即欧盟到底还有没有未来。我注意到在亚尼斯先生的演讲中，他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与我们以往认知可能有点不一样的观点，那就是他认为“欧盟（的前身）实际上是美国设计的”——我们过去一直将其视为自主发展的产物。针对这一观点，想请问一下您的看法？

张维为：当我听到亚尼斯提出欧盟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的项目这一观点时，我觉得很有必要与他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都普遍认为欧盟是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共同建立的煤钢联营。他们认为，由于发动战争需要钢铁和煤炭，而这些资源现在由大家共同经营，因此战争的可能性就减少了。

从过去到现在，中国的官方立场几乎都坚定支持欧盟作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独立一极。我们认为，世界上有很多极，美国是一极，俄罗斯是一极，欧盟也是重要的一极，而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坚定地支持欧盟的这一地位的大国之一。

我们很想听听您为什么把欧盟看作美国的一个设计，这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吗？能否为我们做一些解释？

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总的来说，欧洲人和一些外界人士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2000年欧元诞生时，把欧元看作美元的替代品，甚至是美元的对抗货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欧元的崛起真的威胁到美元的地位，那么像梅赛德斯-奔驰、大众汽车、阿尔斯通和空客这样的欧洲大型企业将会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对美国有着如此强烈的依赖性。

回顾历史，霸权和帝国通常都依赖于财政盈余来维持其统治。例如，罗马帝国就是依靠其财政盈余来维持其庞大的帝国体系的，当盈余消失了，它也瓦解了。同样，大英帝国在失去了从印度等地掠夺的财富后，其财政盈余消失了，它也瓦解了。

而美国帝国，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赤字和债务不断增长中反而变得更加强大的帝国。这完全得益于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而欧元则始终只是处于次要地位。

张维为：但就欧盟整体来看，欧盟在未来3到5年内，有没有可能变得更加自主独立，更加独立于美国？

主持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很难吧？

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很难。如果你在10或15年前问我，我会说“是的”；现在你再问我，答案是一个大大的“不可能”。

原因在于，我刚阐述过欧元的创建过程，以及它是如何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以破坏性的方式传递到欧洲的，而这都归咎于欧洲的架构问题。自2008年和2009年起，我们一直处于这场似乎永无止境的危机之中。在这期间，我们其实有两个绝佳的机会来实现张维为教授所说的想法。

第一个机会出现在欧元危机时。我们本可以借此机会提出，唯一能让这个体系正常运作的方式就是实现联邦化，创建一个统一的政府。毕竟，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支柱，即欧洲中央银行，它负责发行我们的共同货币。在这一政治联盟的基础上，我们本可以选举一个政府，并建立一个财政部。

这本该是朝着我们所讨论方向迈出的一大步。但是，那些掌权者——我对此非常清楚，因为我曾亲自与他们谈判过——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欧洲内部的资本主义利益冲突，特别是净出口国不愿意接受这种方案，它们宁愿与美国的贸易逆差绑定在一起，这严重阻碍了这一进程的推进。

第二个绝佳的机会是在新冠疫情暴发时。欧洲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团结起来，例如接受共同债务。然而，他们却以完全错误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借此机会创建一个共同的投资计划来弥补长期以来的投资不足。事实上，欧洲已经有15到20年没有进行足够的投资了。问题在于，欧洲自身没有积极投资，而资本主义最厌恶的就是投资真空。如果你自己不进行投资，那就是你的错，总会有人带着资金进来。

作为一个欧洲人，我在说这些话时内心充满了痛苦。我看不到我的大陆上有任何积极的变化。所有的怨气、苦难和贫困，让欧洲的大多数年轻人现在都知道他们在欧洲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