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美国的控制，最终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利益的道路？”

“曾几何时，我们曾设想一个联邦的欧洲，一个团结的欧洲。”

“现在欧洲经济面临明显的下行趋势，欧洲各国的民众心态如何？”

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何去何从的问题一直饱受关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也看到欧洲确实陷入了多重发展难题当中。在东方卫视10月28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原希腊财政部部长、现为雅典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围绕欧洲的前景问题进行了探讨。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256期

张维为演讲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欧洲政治家、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先生做客我们《这就是中国》栏目，与大家一起探讨欧洲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

我记得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亚尼斯被问到“如果有机会再次出任希腊财政部长，你的做法会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我对欧盟的态度将会少一些外交客套，多一些坦率直白。”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栏目最喜欢的风格——坦率直白。我们将本着这种风格来探讨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欧洲及中欧关系的话题。

俄乌冲突爆发后，我们做过多次节目探讨这场冲突给欧洲带来的挑战。我们一直认为，这场冲突的最大受害者是乌克兰，因为战争发生在乌克兰；而欧洲，应该说是第二大受害者，它承受了能源危机、难民危机、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等。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恐怕是欧洲缺少独立自主和内部凝聚力，导致外部势力干涉欧洲易如反掌。

7月18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总部，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经投票再次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图源：新华社

所以，今天我们想以此为背景，就欧洲面临的另外一些挑战，和亚尼斯进行一次对话。

首先，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我们讲的“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但实际上在欧洲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矛盾。

欧洲的“东西矛盾”主要指欧洲东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与欧洲西部的法国、德国等传统大国之间的矛盾。它们对很多问题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安全问题上，法国十分关注自己在北非影响力的下降，而波兰、立陶宛这些东部国家更关心俄罗斯，因为它们与俄罗斯可能爆发正面的冲突。作为域外大国的美国又不断地挑拨所谓的“老欧洲”与“新欧洲”的对立。

欧洲内部的“南北矛盾”，主要指相对发达的欧洲北部国家和相对欠发达的南欧国家之间的矛盾。比方说，德国对包括希腊在内的南欧国家似乎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许多德国政客认为德国对欧盟的贡献最大，南欧国家占了德国的便宜；南欧国家则愤愤不平，认为德国早已从它们那里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我对亚尼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对欧盟前景的看法。随着欧洲东西南北矛盾更加复杂，今天似乎越来越多的人都对欧盟的前景感到悲观，所以我想问一下亚尼斯，怎么判断欧盟的未来。

第二，几乎所有数据都证明，欧洲在数字经济领域内相对落后了，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平台，要么是中国的，要么是美国的，没有欧洲的。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欧洲小国林立，语言众多——光是欧盟就有24种官方语言——导致互联网产品的应用市场规模狭小，研发与运营成本非常之高。此外，欧洲对美国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没能够进行足够的干预，我想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这一切又影响了欧洲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德国提出的工业4.0为例，一般认为工业1.0是蒸汽机时代，2.0是电气化时代，3.0是信息化时代，4.0是智能化时代。德国工业4.0是在2013年提出的，它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受德国方案的启迪，中国于2014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并认真地加以落实。十年过去了，对于德国工业4.0，多数人都认为已经失败了，而“中国制造2025”却成功了。

德国工业4.0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是随着默克尔总理下台之后，德国政客跟着美国走，甚至不惜中断与中国华为公司以及阿里的合作。我记得我在《这就是中国》2019年1月播出的第一期节目中就谈过，我们到德国访问，跟当地智库进行交流，我说“我们中国不是祈求与德国合作，而是认为这样的合作符合中国和德国两国的共同利益，如果你们没有兴趣与我们合作，我们不在乎的”。

此外，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德国又与俄罗斯能源脱钩。这样一来，德国既失去了华为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又失去了廉价的俄罗斯的能源。这一切的后果是，德国不仅没有把工业4.0做好，甚至可以说无从谈起，而且德国整个制造业都受到重创。坦率地讲，我们真的为德国乃至欧洲感到可惜、遗憾。

在德国杜伊斯堡拍摄的杜伊斯堡港景象。资料图：新华社

所以，我对亚尼斯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欧洲没有足够的自主性，欧洲的数字经济路在何方？欧洲会不会因此而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三，与工业4.0类似，欧洲是最早意识到环保问题并提出绿色能源转型的地方。在2019年欧盟就率先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欧洲“绿色协议”（Green Deal），要求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然而，现在欧洲的绿色转型面临严峻挑战。

比方说，绿色转型需要大量的投资，但现在看来欧洲无法落实。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长期的收缩政策，还有经济金融化，导致政府投资锐减——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欧洲国家政府投资要占它GDP的30%左右，现在即使像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大国，它们政府的投资只占GDP的16%左右，而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又带来经济普遍的不景气。此外，欧盟内部各国的利益也存在比较大的分歧，执行能力和意愿也参差不齐，加上绿色转型技术的成本在欧洲也高企不下。

相比之下，中国把所有能源转型目标都融入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一项一项地加以落实，结果中国后来居上，成为世界能源转型最成功的国家。截至2023年底，中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比十年前增长了10倍，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15.5%提高到26.4%。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已占全球60%多。

所以，我对亚尼斯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欧洲的“绿色协议”能否继续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如果这样的话，对欧盟前途会产生什么影响？

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我把今天欧洲面临的诸多挑战主要归结为三个原因：

一个是“地缘碎片化”。也就是说，碎片化的地缘条件，使欧洲难于形成内部的凝聚力，容易被外部势力分而治之。尽管欧洲一体化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大的趋势似乎是离心力越来越大，离心力大于向心力。

二是政治美国化。美国势力对欧洲政坛的干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我称之为“低质化”和“民粹化”。欧洲丧失了太多的自主性，像戴高乐、施密特、德维尔潘这样欧洲特有的思想型领袖，今天越来越难觅。

三是经济金融化。过去数十年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导致金融化泛滥，造成在欧洲范围内相当程度的去工业化，使欧洲产业发展的动能和后劲不足。

当然，我的概括不一定全面，只是一家之言，但我确实认为这三个问题可能是欧洲今天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欧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美国的控制，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利益的道路，包括独立自主地发展某种与中国的合作共赢关系，我想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所以对此我也想听听亚尼斯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