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互动

观众：中国学是否应该有中国自己的定义？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让中国学成为向外国那些对中国有较大误解和偏见的群众展示中国的窗口？

范勇鹏：从定义的角度来讲，一个类型是由别人来研究你产生的这样一种某某学，我们现在讲的中国学更多的是偏重这个方面。其实这个对于一些小国问题不大，走跟随发展道路，然后我的研究由别人来定义。但是另一层含义，就是比如像美国学，它是作为一个领导型的大国，要给世界提供一套知识体系，提供一个模范样板，这个必须要主导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国学的建立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从一个小国崛起之后，慢慢开始成长了、成熟了，它需要一个自我定义。所以大概从一百年前，1920年代美国开始产生美国学，当时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整体视角来研究美国的精神、美国的思想文化，1920年代开始出来这样一种现象。但是在刚出来的十多年的时间里边，这种研究是被美国的主流学院派严重排斥的。

但是很快到了1930年代，这种学科就高歌猛进，进入到美国的大学。为什么？因为国家崛起了，它需要这样的东西了。所以从1931年耶鲁大学最早设立了美国学这个课程，然后到1940年代像哈佛、普林斯顿都开始有了，到二战结束，美国大概有六十多所大学都设美国学学科。标志性的就是1949年，当时有两个事件：一是成立了《美国季刊》，这是美国学领域最权威的一个期刊；二是成立了全美美国研究协会，这个协会后来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五千多会员。

到此为止，我们发现美国经过了大概三十年的时间，成功地建构起了自己对自己的定义，这个时候美国人就可以非常自信地站出来，我来观察世界了。所以美国在二战后就提出了由我为主体，由美国学作为支撑，我基于我的立场来研究你们这些地区。

那么反过来看，我们这些年国家非常重视国别地区研究，因为我们中国的发展、崛起也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成立了大量的研究国别地区的机构，非常繁荣，但是，核心区即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定义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它就产生一种空心的状态。这种繁荣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夯实我们中国学本身，将来要由一个自己定义的中国学来引领我们对世界的研究。

张维为：中国学要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去西方中心主义”，这是关键所在；第二，它必须是跨学科综合的研究，这很不容易，就是你要把中国的大道理说清楚，建立中国主体意识。所以我们呼吁要建立这样一个一级学科，来推动面向世界的跨学科的整体研究，聚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

我们的“一带一路”在持续推进，现在150多个国家参与了，每个国家都想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是怎么成功的。西方媒体每天都在攻击、造谣我们，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到国外电视台、网站、论坛等参加真正的讨论和辩论？所以在软实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中国员工在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上与孟加拉国员工交流（资料图/新华社）

范勇鹏：我再插一句，就是张老师讲到的这个，“一带一路”那么多地区的学者、知识分子想来中国，想听听你们为什么成功，但是我接触的一些学者就跟我抱怨，他说我来了之后，到你们大学里听到的是你们为什么不行。

主持人：对，其实在国内有不少人关注“一带一路”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那些负面新闻，大家会比较容易先关注到这些。但事实上，我因为长期做新闻报道，所以我知道在“一带一路”那么多成功的合作项目里面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我们有责任把那些故事讲出来，让更多的人听见。学者也好，从事传播的工作者也好，在这方面做的事情还是不够的，还要再努力。

观众：我的研究方向是中西方的教育史比较，以及美国华人移民的根文化，我在过去差不多十余年里一直在西方体制下完成了我的本科到博士学业，也从事了编辑和国际组织的一些翻译工作，包括下学期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会教大二英语系的学生，用英文教他们中国文化，会教他们中国的传统建筑、服装，以及教育文学等。

在我归国的这两年，我发现一些问题。首先是在工作领域，我们会发现一些学者——不管是哪个学科领域的——他们研究中国本土的一些课题，还是会用西方的理论。其实我觉得这样会水土不服的，但是也很难去改变。所以不知道二位教授或者主持人，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谢谢。

张维为：我们学术界长期受西方话语的影响，我记得我曾在这里谈过，我们现在很多教科书都是从西方来的，或者主要观点都是从西方来的，特别是经济学、法学、新闻学、政治学等，没有办法。你四年本科、三年硕士，在大学工作还要读博士，西方话语的影响无处不在。很多人真的觉得不这样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某种意义上你批判这些东西，变成端人家饭碗了。

但是我也一直讲，我们要进入西方话语，这没有问题，我们都进去过的，但进去之后要能走出来，出来后这个世界就很精彩，否则你既读不懂中国，也读不懂世界。因为西方中心论及其背后的历史是很短的，西方历史上的治理规模是很小的，要把西方模式和西方经验套到世界各个国家，显然是荒谬的。总之，我们需要一场思想解放。

范勇鹏：这位老师讲到我们人文社科的老师受西方影响，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问题，但是再往前讲，其实单纯地受西方影响它不一定会是很大的问题。当然好老师、好学者是有，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文社科的学者，他即使受西方的影响，也是受到里边一种很偏颇的、很落伍的思想的影响。包括我接触到的一些外国留学生、外国学者来中国，交流过之后会跟我讲，“你们老师讲的都是我们三十年前的理论”。

为什么？比如说，咱们很多人会讲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对人类科学技术作出过任何贡献。你但凡读过一点李约瑟，读过一点英国的霍布森，读过美国的弗兰克，你都能看到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这种尊重、挖掘，比我们中国很多学者认识的要深刻得多。他们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比如说炼钢技术，中国领先欧洲一千多年，英国到近代还没有像样的犁，是从中国引进的犁，中国作战的这个马镫传到欧洲才带来了欧洲的时代的变迁。更不用讲火药等四大发明。再包括造船、天文等各种方面，我们在人类历史上作出了巨大的科技的贡献，但是到我们中国一些学者的口中，就说中华民族没有作出过任何贡献。为什么？因为他到西方只选择性地读了他感兴趣的。

再比如我是搞政治学的，我们很多学者一讲官僚政治，我在国内检索过大量的论文，研究官僚政治的，几乎开篇都要引用德国的官僚制度学者马克斯·韦伯。我在会上就开玩笑地讲，马克斯·韦伯有生之年，德国的官僚制度产生才几十年，中国的官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发明最早、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历史最悠久的，我们两千多年的官僚制度这个历史遗产，你非要去盯着这一个人来看。但实际上你到欧洲、美国去读一读他们研究官僚政治的论文，恰恰不是紧紧地抱着这么一个马克斯·韦伯的讲话。包括我们国内有很多搞英国史的论文，上来都是讲英国一个重要的发明是发明了现代文官制度，但是你在国外读到的所有文献都会告诉你文官制度是来自中国。所以说这些人受影响，问题不在于他受影响，问题在于受的是歪的影响。

再比如讲现代化，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写现代化，都讲西方欧洲的现代化来自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来自于世俗主义这种理性精神。但是你到国外去看，很多书、很多文章都会讲理性精神来自于从元朝、明朝传到欧洲的这样一种世俗的文明理念，激发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这样一波人文主义思想家的精神。我们很多学者反而会觉得讲这个东西显得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够“洋气”，显得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够高大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后再讲一点，讲到中国学，其实我们看海外的中国学，能从里边学到很多的东西。我刚才讲到海外的华人学者，他们在海外的中国学里边做的那些辩论，我们国内反而很多人不去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受西方影响倒不是个大问题，就像张老师讲的我们要进得去，进得去也要“采得百花成蜜后”，各种东西我们都要去看，自己比较、自己衡量，最后再跳出来，建立我自己的一个主体性的知识体系。

张维为：总书记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做学问不能空对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提出中国学一定要把创新放在第一位，从内容到形式到体制都要创新，要让真正有中国道路自信的人来做。

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比方说，“一带一路”倡议在各国落地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要能够直面西方话语的全面围剿，跟人家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说清楚，把“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结合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实际情况说清楚。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任务，我甚至提出可以参照当年毛主席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样，直接面向话语斗争的战场，这是一个需求很大的板块。当然，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板块就是扎扎实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从根子上解构西方话语霸权，建构中国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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