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海外的人士来到（中国），不管他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可能未见得说一次旅行、两次访问就马上改变他原来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但是他一定会被触动，而且在中国走的地方越多，对中国会越了解，会越受触动。

范勇鹏：刚才何老师讲到第三世界的中国研究者，这个我也接触过一些，确实里边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年第三世界对中国的关注非常高，他们迫切地想了解中国，但是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第三世界的学者这个角度来讲，多少有一点“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咱们的学术界大多数人心里还是看着西方，不太瞧得上这些人。

我曾经到拉美去，一个大学的一个学者，对中国特别感兴趣，然后就给我写了很多封电子邮件，说“范老师您能不能帮我在中国寻找到一个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给很多机构写信，结果没有人感兴趣，因为那些机构会觉得美国的、英国的请过来做访问学者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这种现象非常不正常，所以会导致第三世界的学者严重地缺乏来中国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第三世界的学者来中国之后会遇到一个困惑：他来了之后会觉得我在你这儿想学到你们主体性的东西，然而他到了很多机构，听到的全是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他说，“我学这个东西，何必到你这儿来呢？我到英国、美国去学，不是更好吗？”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充分自主性的、主体性的对中国、对世界的完整的解释框架之前，第三世界的学者来了之后会有一种失望，甚至有些方面还会瞧不起你。

说到这一点，比如咱们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界，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海外的中国学学者的共同体内部的这种批判意识强。我们真的要提高一点站位，要有更强的自信，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来面对国外学者对我们的研究，不管是西方的，还是第三世界的。

主持人：对，“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的本意是我们做中国学研究、做中国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有主体意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让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时候能把这个主体意识给体现出来。

张维为：刚才我的演讲中对中国学的定义，我定义为：狭义上，它指的是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总体研究，特别重要的是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说清楚，解决总书记提出的“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问题。也就是说，完整的中国话语还没有形成，就讲不清楚，背后是知识体系的问题，这是一。

二是要大量原创的研究，三是直面最尖锐的问题。比方说西方现在正在唱衰中国经济，这是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做了原创的研究，我们用中国标准来看美国，你的用电量在下降，旅游在下降，你的经济没有新的增长点，而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但你美国却在唱衰中国，这不是很蠢吗？背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让中国学回到中国，以中国观中国，以中国观世界。

顾客在美国纽约一家超市购物（资料图/新华社）

实际上整个过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形成某种整体把握和比较系统的知识后，你看外部世界就会很有定力。

主持人：对，张老师刚才说对中国学的研究，特别中国学者自己做，要对中国有一个总的了解，要有一个总的叙事。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那我就在思考，这个总的叙事怎么来？它还是要基于对中国各个方面的了解。

我们节目当中做过不少跟产业有关的话题，非常能打开视野，以往我们可能听一个概念，但概念落地为产业，它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才是最最重要的一步。比方说人工智能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中国的这些产业都是做得非常扎实的，但你不去了解产业你是不知道的，你会被其他国家提出来的一些概念带着走，光看这些新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差距很大，但其实你是因为对中国的实践和产业不了解。

所以我就在想，在我们的学者对中国有一个总的叙事之前，他需要对很多具体的问题、具体的领域有真正的了解，而不是一种概念化的被人带着走。

范勇鹏：对，首先就要跳出过去这些年西方理论给我们戴的“紧箍咒”，然后脚踩大地，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比如美国科技界出来一些噱头，我们国内很多人就狂欢了，其实你如果对中国的产业体系有一点了解，都不会这样子。

其实更广义来看，中国人对自己的很多不自信，都是源于对自己不了解，如果你真的了解了，你不会产生那种观念的。所以咱们中国古代兵法有句话叫“知己知彼”，张老师刚才讲到以中国观世界，其实它跟对自己的认知都是紧密相关的。

如果说清朝末年是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突然一下子遇到一个外部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知己不知彼”，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但是不知道外边怎么样，魏源、严复、林则徐这些人开始让我们睁眼看世界。

今天，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个“知彼不知己”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天天眼睛盯着外面，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而且这个所谓的“知彼”也不是真知，中国学界真的对西方能够从它的文明内部深入地理解它的逻辑的，其实也不多，就是拿着一知半解西方的话语、西方的知识回来就对自身进行评判。他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误判，这个误判产生之后，进而对我们的战略选择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到了这一天，我们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知识，要建立起既知己又知彼的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