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型国家”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而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使之与众不同。这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比方说，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范式，“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依靠“民意”的模式，“整体利益党”模式超越西方“部分利益党”模式，“选拔+选举”模式超越西方单依靠选举的模式，“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自由绝对化的价值观更具现代性。

“文明型国家”叙事现已成为国际主流话语之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不同文明的百花园，文明互鉴是唯一的人间正道，而文明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总体叙事及国际比较叙事，经得起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相比之下，西方文明唯我独尊衍生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等叙事，既解释不了中国，也解释不了西方自己，只能被人类历史发展大潮所抛弃。其实，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它有自己的问题，还在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它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而胜出。

我们还把中国本身作为方法和参照，观察西方和整个外部世界，对西方话语的解构从解构GDP等指标体系开始，我们很早就判断世界进入了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觉醒年代。我们还以中国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生的许多大事做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判断，如“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民粹主义将毁掉美国的未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基因缺陷决定其一路走衰的命运，美国将彻底输掉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等。这种“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学底层逻辑和知识体系，使我们做《这就是中国》节目很有政治定力和学术定力。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实践证明，我们中国学人的中国学研究可以影响乃至引领海外的中国学研究，西方话语可以随意忽悠中国人的时代已经终结。实践还证明，通过原创的中国学研究，我们可以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最终全面地、彻底地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

圆桌讨论

主持人：今天这个话题的主题叫做“让中国学回到中国”，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知道以往中国学海外学者做得比较多，但是他们能把中国观察明白吗？第二就是张老师反复强调的，中国学的研究要有主体意识。我想问一下，当我们说到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研究，学术圈里觉得还是研究得不错的？

张维为：那还是有的，我跟很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接触比较多，可能你不同意他的主要观点，但是有些方面能受到启发。

比方说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费正清，他是公认的美国的中国学鼻祖，从他开始把欧洲的汉学变成中国学，研究当代中国。他的核心理论就是“冲击-反应”模式，就是西方对中国冲击，然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西方的冲击做出反应，中国因此就变化了。这个模式影响非常之大，几乎西方主流的中国研究几十年内都受他的影响。

但后来西方的中国学自己有在演进，包括柯文，他虽然是费正清的学生，但他说“我跟我导师的观点不一样”，他说“我觉得应该在中国发现历史，以中国来看中国”，所以他就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式，从中国社会本身的结构和变化来研究中国。西方的冲击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中国也有很多方面是不怎么被影响的，甚至一点影响也没有；有些方面是中国自己内部因素产生的影响，甚至对外部产生影响。但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我有一个挺好的学者朋友Vivienne Shue（许惠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就到中国做社会学研究，后来长期在牛津大学任教。她很早就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来剖析中国。她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好、社会组织也好，它们跟政府和民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它们部分地代表政府、部分地代表民间。她是比较早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我觉得有一定的见地。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我看到的多数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或多或少都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包括费正清本人，他的“冲击-反应”范式也是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

Vivienne Shue 许惠文（资料图）

主持人：对，一方面是中国太过丰富，想要从海外的角度，在他们固有的一种学术框架和理念当中把中国研究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另一方面，虽然您刚刚也例举有不少的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但是可能加起来这个数量绝对值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想听一下范老师您的观点，您也在海外做过研究工作，您的个人感受是怎样的？有没有也研究得好的，或者研究不好的，问题在哪？

范勇鹏：我还确实是接触过不少中国学的领域，包括我本身在海外学习过、做过研究。另外我在大概十来年前做一些学术报刊的工作，开创了一些栏目。比如当时我负责的那个报纸，开创了一个栏目叫《域外》，就是专门介绍海外中国研究者的这些成果。

客观来讲，海外的中国研究确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作为一个文明体，我们总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去看一看别人看这个问题不同的视角，很有帮助的。而且过去这些年，海外中国学有很多比较好的概念、理论，成功地进入到我们的日常会话里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从视角上、方法上，海外学者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补充。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他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确实对中国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和认同。比如我接触的像丹麦、德国的一些比较好的汉学家、中国学家，他们一生致力于把中国的古典文献翻译成德文，然后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诗歌，对中西文化互鉴、文化交流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另一方面，像刚才张老师讲的，像费正清的思想，它这里边其实也有有问题的部分。我再举一个人，欧文·拉铁摩尔，这个人在中国学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民国的时候游历中国的北方地区，后来还做了蒋介石的顾问，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我们传统史官的视角。

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这个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我们在吸收它有益的东西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里边包含的一些破坏性的、解构性的，甚至危险性的东西。比如说海外汉学有很多人，包括日本的，特别是像美国哈佛大学“新清史学派”，包括欧洲，都有一些学者，他们就是致力于解构我们的华夏中心的这样一种视角。有一定的补充，是好事；但是他要把你解构掉，变成一个没有主体的视角，它就是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