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学回到中国’，确立中国人对中国乃至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

“我们要夯实中国学本身，将来要由一个自己定义的中国学来引领我们对世界的研究。”

“不管是哪个学科领域，他们研究中国本土的课题，还是用西方的理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对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进入大家的视野，中国学正是这样的一个领域。什么是中国学？我们怎么可以更好地做好中国学的研究？在东方卫视3月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对此进行了探讨。

张维为：

长期以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大致形成了两个传统，其中一个是“汉学”传统（英文Sinology），侧重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史学、哲学乃至科技等的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形成了自己的汉学传统，如法国汉学、德国汉学、英国汉学、俄罗斯汉学、美国汉学、日本汉学等。从400多年前把中国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编写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都是西方汉学界的翘楚。

另一个是当代中国研究，又称“中国学”（英文China Study）。冷战需求使然，特别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兴起，主要聚焦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研究。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影响，这些研究及其衍生出来的中国叙事往往偏见较多，但也不乏较为客观的研究。从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费正清到研究中国革命的裴宜理等都是西方中国学的佼佼者。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学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也发展起来，甚至成为显学。

中国国内学者对于海外中国研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这样的研究又被称为“世界中国学”“国际中国学”“海外中国学”等，也常简称为“中国学”。其中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是这个领域内层次较高、规模较大的学术论坛，自200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经举行了十次，去年这个论坛又改名为“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论坛的承办单位一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年上海社科院以该论坛的筹备班子为主组建了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我荣幸地受邀担任该所的首任所长。

我当时的基本思路就是推动“中国学回到中国”。我提出我们不仅要跟踪、整理、吸收海外中国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要通过原创的中国学研究来影响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后来我们又成立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并成为国家高端智库，从而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推动中国学研究。我们主要聚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原创研究，努力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乃至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并推动研究成果直接走向社会影响社会、走向世界影响世界，包括在东方卫视做《这就是中国》这个栏目。

无疑，中国的崛起早已超越了西方主流理论的诠释能力。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加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缺陷，使西方的许多中国学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存有许多误读误判。这些研究的底层逻辑往往深受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民主模式、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影响，如熊彼特的民主等于选举、蒂利的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等。

当然，随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高于美国两岁，中国已经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西方中国学研究推导出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已纷纷破产，这一切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西方主流中国叙事的偏颇。

然而，西方的中国叙事体系迄今依然影响着外部世界的多数精英，包括我们国内的不少学者和干部，使他们自信不起来，这可以说是造成“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的主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回到中国”的意义十分重大，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我们需要“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学，需要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目前国内中国学研究状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海外汉学和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虽然成绩斐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国主体意识不足，不少研究者对西方中国学仍有仰视心态；另一类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中外文教育项目，聚焦中文学习或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等，虽然成绩显著，但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的原创研究，已远远满足不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知识的巨大需求。

纵观世界，“美国学”在美国就是美国人主导的美国研究学科，“俄罗斯学”在俄罗斯就是俄罗斯人主导的俄罗斯研究，但在中国，“中国学”迄今为止主要还是指海外中国研究，或中国学者对这些研究的再研究，或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一般教学课程。这本身也反映了我们学界仍缺乏中国自信和学术自信，这种局面的变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2023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强调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为中国学学科发展提供了直接指导。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提出要解决“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问题，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要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从学术角度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形成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学。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呼吁“中国学回到中国”、“以中国观中国”、“以中国观世界”。

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在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中国学一级学科建制，并以高度的中国自信和学术自信，走创新之路和多学科交叉之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研究与传播结合起来，全面地做到“有理说得清”“说了传得开”。同时还要以中国人的眼光观世界，以中国学研究为基础和参照，把西方、把整个外部世界也说清楚。我们连续五年的《这就是中国》节目及其背后大量学理研究，就是这种探索的有益尝试，可以说我们已经初步做到了“有理说的清”“说了传得开”。

中国学可以这样定义：广义上，中国学主要指立足历史、着眼当代、面向世界的中国总体研究；狭义上，它主要指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总体研究，特别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总体研究，它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特别是政治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传播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

这样的中国学呼唤中国主体意识、国际比较意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意识。它要直面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的全面围剿，为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问题奠定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为培养中国学研究和传播的高水平人才，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作出贡献。

某种意义上，我自己的学术经历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缩影。我从西方老是误判中国出发开始质疑西方的主流理论，然后从梳理改革开放经验开始，进入中国模式研究，再切入中国理念与中国文化研究，最后进入中华文明的研究，最终于2010年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我还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实地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考察调研。

今天回头看，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逐步踏上了尝试建构一个在一定范围内相对完整的中国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进程。我认为长期主导西方中国学的主流叙事，如中国受制于传统文明的影响而无法成为现代国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与此同时，我也大致完成了对“西方中心论”、“自由主义元叙事”、“历史终结论元叙事”的初步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