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环节

观众一：各位老师好，我叫刘海峰，是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六中全会的《决议》，我通读了一遍，三万多字，原本我以为很难懂、很官方的一份文件，但是我读完之后发现很生动，很有韵味，它里边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而不是一些官方术语，我想问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官方话语体系也正在改变，谢谢。

张维为：文风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你看到有很多比较朗朗上口的金句，“我们办成了想办而办不到的大事”等等，读起来就是蛮令人鼓舞的。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文风也在与时俱进，我们希望这个文风不仅是接地气，而且是代表时代的方向，有一种大气感，我觉得这是好事。

郑若麟：我也觉得非常好，这样不仅接近了老百姓，也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字的魅力。我觉得以后还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的。

观众二：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一名研究生。我的问题是，我们党在这次历史决议中深刻总结了百年奋斗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对未来的一些规划，那么这次《决议》对于国际上其它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说越南、老挝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或者说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张维为：越南我还比较熟悉，因为我跟越南党校的学者交流过，他们私下跟我说，我们真的是跟在你们后边，一般比你们晚半年，觉得你们这半年下来不错的话，我们也提个类似口号，词不一样，但内容差不多。

但我想现在恐怕对整个非西方世界都是如此，人家非常关心我们，巴西、印度都有，真的关心中国的成果。因为这些国家尝试了这么多年西方模式，最后是一地鸡毛，真的没有搞好。现在中国的成功给它们带来巨大希望。

遗憾的是，有时候我们中国故事还没有讲好，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表述，人家看不懂，我们自己也在做，包括学术沟通，就是少一点套话，少一点官话，有针对性地跟人家讲故事；你跟巴西讲，你就了解点巴西的情况，跟印度讲就了解点印度的情况，人家的问题非常具体。有时候我经常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眼睛里发着光，真的，就期望你给他一个答案，我们怎么就做不到，连你们十分之一也做不到，怎么回事？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讲，可以介绍，但要它做到是非常难的。

比方说我上次跟非洲讲基层组织讲，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把基层农民组织起来，这就等于把社会重构了。通过农民协会，把每一个农民都加入农会之后，可以实现现代化，或者叫数字化管理。即使在二十年前，党中央的声音第二天就可以传到基层农民了。这一点很多国家都做不到的，但这是一种基础性的努力，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我觉得作为软实力的部分，你该讲还是要讲，人家有个方向，有个参考。

郑若麟：实际上中国的经验也在影响着民主的发源地法国。法国说起来是最早提出民主理论的国家，比方说法国虽然现在左翼政党很弱、极右翼强势，最近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说，我们左翼来一个党内选举吧，所有左翼都联合起来，推出一个候选人来，但是不行，左翼全部加起来不到20%，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去的那些左翼，比如法共，首先就放弃所有中国现在坚持的一切，党的领导。

但是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理论往往先行。最近法国的一个理论学家，就是《新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他说了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能救法国。他也看到了，按照目前法国的市场经济、法国的政党轮流执政，法国没有前途可言了。

下一张图托马斯·皮凯蒂在“COURRiER Japon”上的专栏文章；上一张图为观网的编译报道。

观众三：三位老师好，我叫周开富，来自中铁大桥局集团。我的问题是，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转变，我们党在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为什么总是能够引领主流的意识形态，谢谢。

张维为：这个判断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十年前的舆论生态，你如果回忆一下2011年“723动车事故”，您正好是做铁路系统的，那时候网上全是骂自己制度的。那时，西方话语占了主导，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那么国企生产的高铁、动车肯定也是坏的，就这么个逻辑下来的。而且当时我们的主流媒体也不坚定，很多跟着社交媒体跑，所以我们那时都感觉到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前一个礼拜，我在伦敦，BBC采访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您认为中共会有十九大吗”？当时他们真的可能被我们国内的“公知”给忽悠了，觉得“颜色革命”就要成功。

所以，十八大以后发生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西方真的没有料到。而且西方感到最恐惧的是，他们原来以为互联网这一代年轻人是站在西方一边的，但没想到互联网这一代年轻人——“90后”“95后”乃至“00后”，三观超级正。因为这一代人更了解外部世界，是移动互联网一代，也是中国最自信的一代。当然这和十八大以来“四个自信”的教育也有关系，也和我们真的实实在在的成绩有关。

大家看到，特别这次疫情防控，今天你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自由是美国的606倍，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自由或者安全感是美国1600多倍。我引用的是钟南山的数据，这是到11月23日的数据。这就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制度自信，而这是意识形态比较根本性的一个转折，我觉得非常之重要。

郑若麟：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一个法国著名汉学家瓦蕾里•尼凯(Valérie Niquet)，她在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担任中国部主任。她曾经连续七年在这个学会的年刊上预测“中国明年将崩溃”。但那时候他们这么说，很多人相信的。但为什么他们最终崩溃了呢？就是我们发展太快了。

张教授有一句名言，“一出国就爱国”。要知道，像过去1980年代我刚出国的时候，有些人一出国就放弃自己的国家了，就留在外面。我1985年到法国的时候，一路从机场到巴黎市，一路看到日本的广告，我说日本产品真厉害。到了市内，我说我去找找有没有中国商品，我找遍了巴黎春天、Lafayette（老佛爷百货）各大商场，只找到一个上海产的玩具钢琴，40多法郎，正好我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这是当时我在法国找到的唯一一件中国生产的东西。今天你看看，我2013年回来的时候，想给朋友们带点东西，我当然想带一些法国造的东西，但很困难，连奢侈品都只有两个品牌不是中国造的，别的实际上都是中国制造。这就是变化，中国的发展太快了。

主持人：变化会给大家一种自信，变化也会给大家更好地认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我非常建议大家去认真地读一读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真的荡气回肠。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回顾这么多年党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真的就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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