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认为中共在总结历史时回避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都是不利于中共形象的，都是导致了严重后果的，比如“大跃进”“文革”以及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等等。

第二，很多西方主流媒体非常主观地认为中国正在走向“专制、独裁”。

第三，中国正在向世界经济霸权方向在发展。法国舆论对中国已经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将无可争议地在2050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不仅将是世界新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而且也将是主导者。这使得法国学术界和媒体对中国几乎一致怀有某种恐惧心态，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新的经济霸权国家，而六中全会则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过渡期。

这正是我参加法国新书《开眼看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法国媒体“虚构的中国”，另一个才是真实的、现实中的中国；而西方民众认识的，到目前为止，一直是那个“虚构的中国”，令人不胜遗憾之至。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一现实，将一个真正的中国带给世界！

谢谢大家。

《开眼看中国》一书作者、法国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新华社发（受访者供图）

圆桌讨论：

主持人：谢谢两位的演讲。刚才张老师给我们综述了从国际社会方方面面来看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及《决议》。像CNN，它说中国历来注重总结历史，总结过去，说明它也看到了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总书记一直说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过去能找到未来的答案。

张维为：实际上中国人关注历史，很多外国人都注意到了，只要稍微关注一下中国，读一点中国经典著作，就会了解这一点。比方基辛格的这本影响比较大的《论中国》，他开始就说了，毛泽东决定要向印度开打自卫反击战，招来些老将，然后就讨论，唐朝时跟印度打了一仗，结果反而中印关系好了几百年，然后元朝又打了一仗。中国会把一千多年前的事情提起来，好像就昨天发生的一样。其它国家没有这个，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另外你提到CNN，很多美国学者或政治人物，往往有欧洲背景，最容易注意到中国的历史观，因为欧洲相对比美国更有历史。有点历史观的，比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保罗·肯尼迪，基辛格是犹太人，布热津斯基是波兰人，保罗·肯尼迪是英国人。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读书时就说，在美国学者中讲英语带点德语口音的往往是学问比较深的，美国自己学政治学出来的一套很不靠谱，背后是有没有历史感。所以我觉得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好的。

主持人：您刚说这个历史感的重要性，有悠久历史的人能够读懂悠久历史。确实，我们还是要看到国际媒体它有一些些的客观观点，但就像郑老师说的，你也要注意到，在它们的客观观点背后经常也会拖很多酸溜溜的东西，或者就是对中国产生极严重误解的部分。

郑若麟：总体上，主流媒体应该说越来越负面，但是它的自媒体、舆论场在变，为什么？比方说《开眼看中国》这本书就是法国的总工会的前负责人和维瓦斯联合了17个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一起写。他就说摘掉“眼罩”来看中国，他们意识到西方主流媒体看中国一直有偏见。很多中国发生的东西，他们就是看不见。而他们“看见”的往往是中国没有发生的事，比如什么新疆“种族灭绝”，这明摆着是没有发生的事，但他们会“看见”。

这个世界从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对中国的观点发生了多次变化，开始把中国想象得非常美好，像伏尔泰把中国想象成天堂一般；然后到了19世纪，从孟德斯鸠开始把中国想象成最专制、最独裁、最封建的国度；但后来又变了，二战以后曾经一度在戴高乐的领导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到了最近这一二十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欧洲、法国对中国的观点，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对中国的负面的看法又在增多。

这次对六中全会的报道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路线在走。但就像我在刚才在演讲里说的，有些正面的东西他们不得不说，因为西方的老百姓自己都看到了。

张维为：就是我讲的，你要说中国做得好，中国非常成功，我们有大量的数据支撑，而且大量是西方学者或民调机构做的民调，我可以列出PEW（皮尤研究中心）、Ipsos(民调机构益普索)的、Asian Barometer（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都说明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远远高于他们对自己的认可度。

以法国为例，2019年Ipsos民调显示，91%的中国人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英国21%，法国20%。所以我在12月2日“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上，我就问在场的英国和法国记者，我说你们国家这么差的数据记录，一定有很多人权问题，80%的人认为国家在错误道路上，但这些东西他们的主流媒体不会报道。

主持人：一些国际学者、思路比较清醒的媒体，他们在看十九届六中全会时，你还是可以从当中，读出非常多丰富的内容。比如说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先生，他就说“中国的治理进入了成熟期”。张老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

张维为：马丁雅克我非常熟悉，我们经常通电话，总体上我觉得他是对中国真的比较了解的一个外国学者。他说中国的治理模式已经相当之成熟，是非常周密的考虑。过去西方说我们经过启蒙运动，你们中国没有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什么？科学、理性，再上升到所谓的现代性，而这次疫情防控看得出来，谁更讲科学，谁更有理性，谁更具有现代性；不光是在领导人决策的水平，乃至民间老百姓的水平，谁更理性、谁更科学，谁更具有现代性。我把这个问题也抛给了现场外国记者，他们没回答我的问题。

主持人：回答不了。

郑若麟：西方这个体制，我认为永远不会像中国这样走向一个成熟期。为什么？非常简单，就是它的选举体制所决定的。第一，它的一切就为了选举，选上了我就执政，选不上怎么办？政党解散。因为选民不喜欢，我要重新拿出一套能够让选民喜欢的东西；而选民喜欢什么？各个阶层有各个阶层不同喜好，他们不能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他们的各个党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你说它怎么能够达到一个成熟的治理经验，不可能的。

主持人：就好像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些词汇，发展、长期、规划、目标，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每个人个人生活当中都用，更不要说一个国家。但在西方，可能这些全都是短期的，没有长期的奋斗目标的指引，谈不上成熟。

郑若麟：对。

张维为：再看看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政客，就是为了选举而选举的，很少能有长期计划做事情的。某种意义上是它这个选举制度使然，因为它选举的假设是人是理性的，你可以投出理性的一票。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金钱的卷入。上次我们讨论到，一家公司，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就可以决定英国脱欧了。

郑若麟：对，选举的可控制性，西方说它是民主国家，我认为不是民主国家，是民选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什么叫民选体制？民主应该是……

张维为：人民是主人。

郑若麟：对，而他们把它简化成选举。

主持人：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国际社会对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观察，其实各种各样的声音里面，西方的只是一部分。我们还要看到大量的声音，在认真学习，认真观察，包括国际政界的，来自于非洲的、东南亚等国家的领导，他们都说要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所以我们在看国际社会的解读时，要注意到这种全面性和丰富性。

张维为：实际上现在非西方世界十分关注中国，我就在11月这段时间里面参加了好几个活动，一个是南非最高行政学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视频讲座，他们的问题问得很具体，比如“你们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怎么做的，我们很困扰”，他们希望借鉴这方面经验，但确实很难。

我还参加一个“南南人权论坛”，也是通过视频参加的，就是讲人权。我说人权一定要是每个国家有权利确定自己的优先顺序，这个顺序不能让其它国家、西方国家主导，因为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比方说你有一亿美元，是用在改善学校宿舍，还是修一条公路，还是给儿童发食物补贴？每个国家要根据自己情况来决定，不是西方说了算；西方强调政治公民权利放在优先地位，比如选举什么的。我说，这是大错特错，每个国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优先顺序来决定，中国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把“扶贫”放在第一位，我们就这么做。这在非洲国家很受鼓舞。